第一次吃瓜,是爷爷带去的。那一年我六岁,二哥九岁。我们都因为偷吃母亲做的干盐豆被齁成了气管炎,嗓子细的像一根丝线,“吱啦吱啦”地喘。
去过几次医院,吃药打针也只是管临时的一会儿。于是母亲用传统的土法给我们治。
两种治疗方案:
一是扎齁。村子里有一名专业的女士,专门用缝衣服的针扎左右手的中指的中间关节内侧,扎完了,不淌血,挤出来的是清水。然后喝一口凉水,春夏秋冬都是如此,但并不见效果。这是小治。
二是吃瓜。入大暑的这一天,不准吃饭,买一粪箕子很大的墨梢瓜,青皮红壤,很甜。然后带上跟自己岁数相等的水煮鸡蛋,到谷子地里吃瓜吃鸡蛋,晚上回家吃一顿腊月的面擀的面条才算完。这是大治。
我们一共吃过两次瓜。一次是爷爷带去的,另一次是父亲带去的。爷爷带我们去的那一年我六岁,二哥九岁。母亲一大早就给我们煮好了鸡蛋,爷爷带着我们去队里买了一粪箕子墨梢瓜,找一块谷子地里的空隙让我们坐下晒太阳,他自己就走了。我们惊慌地站在谷子地里,谷子已经开始抽穗,绿浪翻涌。虽然早上的太阳并不是很热,但湖里除了谷子就是玉米,还有高粱,拔了节的谷子正在抽穗,高高的个子把小小的我们淹没在茫茫绿色的天地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毛人”闹的正凶。虽然不知道“毛人”长什么样,传说是很可怕的存在。看着爷爷走出谷子地,走上大堰,在翻滚的气浪中越走越远。我害怕地看看二哥,他让我去把爷爷追回来,我真的去追爷爷。结果挨了爷爷一顿训斥,只好乖乖地回到谷子地。实在挨不了中午炽烈的太阳,我们就跑到地头的树荫下乘凉。渴了就跑沟里去喝点水。好不容易熬到晚上父亲来接我们才离开谷子地回家。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依旧“吱啦吱啦”地有一口没一口地喘着气。有急事的时候,一口气上不来,就有一种要死去的感觉。
终结我们“吱啦吱啦”喘气、还我们呼吸自由的是第二次父亲带着去吃的瓜。
爷爷在带我们吃瓜之后的一年就病倒了,睡了大半年,在冬天的时候去世了。爷爷一辈子好玩,特别讲义气。姥姥家里穷,小舅娶不起媳妇。结果,传起娶媳妇都是爷爷给拿的钱。母亲感念爷爷对她弟弟的恩德,对爷爷特别地孝顺,把他当自己亲生的父亲般照顾。
爷爷去世之后的那年腊月,母亲又留了一些面,和父亲商量,第二年入大暑再带我们吃一次瓜。眼看着我们两个喘成那样,他们心里也是特别的着急。这一年我八岁,二哥十一岁。父亲带我们在谷地里找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隙,陪我们在谷地里晒了一天的太阳,看着我们,不许我们离开谷子地。渴了,就吃瓜,饿了,就吃鸡蛋。父亲以身作则,和我们一样不吃饭,但吃几个鸡蛋是随意的。我觉得父亲舍不得吃,因为那时的鸡蛋也是十分的珍贵。但我们的鸡蛋必须吃完。吃不饱再吃瓜,实在吃不饱就挨着。我们大汗淋漓地淌了一天的汗,虽然有瓜吃,也是口干舌燥。肚子也是咕咕不停地提意见。好不容易等到太阳落山,父亲才带我们回家。吃了母亲用腊月的面擀的面条,感觉特别的香。那一夜睡的很踏实,一觉睡到天大亮。
从那以后,慢慢的我们的嗓子眼渐渐宽松,不知不觉中能跑能跳了。再也没有扎过齁。打谷子的时候,我跟小朋友在场上可以随意地跑着玩。后来就全好了。
母亲只是高兴地看着,从来不说出来,怕说出来就不灵了。
从那次吃瓜,我至今都不曾喘过。即使吃大了盐,或者感了冒,也安然无恙。
几十年过去,常想起喘不上来气的艰难的活着的时刻,真是生不如死。特别感激父亲带我们在酷热难耐的谷子地里陪着我们一起吃瓜,才治好了我们的哮喘。让我们真正自由地活着,感受到父爱的深沉和厚重。
当然,科学飞速发达的今天,再也不用冒着中暑的风险去救治磨难中的孩子。也愿天下所有的孩子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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