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美国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达到400多万，而美国就贡献了140万，四分之一还有余。和国内全国范围内一刀切居家令，直到没有新增病例再开放的抗疫政策不同，美国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居家令条例和开始与截止时间。如今确诊病例每天都在不断攀升，但很多州已经纷纷解禁。我所在的伊利诺伊州是感染量第三大的城市，每天都还有几千的新增病例，然而经历了两个月的禁令，在无数商家破产失业率越来越高的压力下，州长也开始计划如何在六月逐渐解禁。

不能不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心里忐忑而愤怒，特别是想到两周之后可能就要开始通勤，地铁上要接触太多来来往往的乘客，不知道哪个人可能就会是新冠病毒潜在携带者。于是开始抱怨美国政府的抗疫政策，抱怨疫情期间不断游行要求自由的美国人，抱怨起诉州长颁布过长禁令的商人。跟国内相比，美国政府的抗疫之战打得太随意，仿佛自由民主和经济比人的生命还重要。

然而在美国这么多年，对我产生的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不敢再随便下结论，谈对错。太多次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在我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在另一片土地上就是理所当然。由于自由和民主深入每个美国人的血液里，人们常常不愿服从传统型甚至法理型的权威，比如政府或是上司。于是政府说要带口罩人们就要问一句凭什么，政府说要社交隔离人们就要回一句你这是给我洗脑。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恐怕从没想过要隔离到没有新增病例再开放禁令，而只是致力于将重症患者量控制在医疗系统可承受范围内，这样就能在最小的损失内达到群体免疫或是等到疫苗。

评价政策好坏远远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但想到这里，我却释怀了。我愤怒政府的不作为，我愤怒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但如果我连理解与评价政策好坏的能力都没有，又怎么能确定政府没有作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呢。新冠肺炎无疑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与其用忐忑和愤怒以对，抱怨自己的不幸，不如怀着平常心，思考当下还能做什么：能不能跟公司商量一周在家工作几天？能不能跟老公商量让他开车送我上班？

疫情下的美国，是焦虑，是混乱，也是成长，是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