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内心冲突·第十章 人格衰竭

我们的内心冲突·第十章 人格衰竭

2018-01-21 卡伦·霍尼

第十章 人格衰竭

尚未解决的冲突对患者造成的影响可谓无边无际，这是没有人探索过的陌生领域。但我们可以先深入了解那些患者表现出来的特定症状，比如酗酒、压抑、癫痫以及精神分裂症。实际上我更愿意带着一个疑问，从更加广泛和普遍的视角来看待它，这个疑问就是：未解决的冲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耗费我们的精力、损害我们的人格，以及剥夺我们的生活乐趣？我们想要理解这些症状，就必须先理解表现出这些症状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正是因为笃信这一理念，才坚持上述的方法。在现代精神病学领域，有这样一种倾向：渴望用一种便捷的理论构想来解释所有已发现和未发现的症状。如果从临床需要出发，分析师的这一倾向倒也无可厚非，但这样做缺乏科学精神，所以也就不具备可操作性。这就好比一位建筑工程师想要建造一栋大楼，但他不乐意打地基，而是想直接建造最顶层。

我们已经在前面探讨过一部分与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因素了，所以这里只做一些简单的补充。虽然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暗含了一些因素，但是还需要再增补一些进去。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读者传达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冲突以何种方式损害人格。光是让读者知道未解决的冲突是有害的显然不够，这种笼统的观点不是我要传达给读者的。

冲突本身，以及企图解决冲突的所有错误尝试，都是造成患者只能带着冲突生活的罪魁祸首，而这种生活方式无疑是在浪费生命。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人，是不可能集中精力做事的，在同一时间内他可能有两个完全不相容的目标，甚至更多。他要么无意识地挥霍自己的精力，要么将精力分散在多项事情上，就如皮尔·金特一样，他坚信自己是全能的，可以将一切都处理好，这符合他的理想化形象。我的一位女性患者就属于这个类型：一方面，她希望自己是一个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的贤妻良母；另一方面，她又打扮得花枝招展，威风八面地出现于政治和社交场合。她既想当贤妻良母，又想当女强人，还想有艳遇，注定了会失败，这是毋庸置疑的。她的所有精力都会被浪费，哪怕她真有那么大的潜能，因为没有人可以面面俱到。

还有一种情况特别常见，尽管目标只有一个，但动机和目标南辕北辙，最终同样不可能实现。有一位患者想当别人的良师益友，于是支配他人，让别人都听他的命令，这样的愿望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还有一位望子成龙的患者，他的愿望同样无法实现，因为他太喜欢使用家长特权了，而且还固执己见。还有一位想成为作家的患者，他提笔就感到疲惫和头痛。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如果他真的很有文才，那他为什么无法写出东西来呢？这是他的理想化形象在作怪。他写不出惊艳的文章时，他就会对自己发火。他会想，自己的想法虽然很有价值，但其他人也可能有类似的想法，如果同时在会议上提出来，那么他就必须以压倒性的优势胜过对方，让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支持他，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写一篇足够精彩的文章。可是，他的心灵深处又不相信自己的能力，由于这种自卑被外化，于是他非常害怕别人会嘲笑他。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变得无法正常思考，就算原先确实有好点子，但也很难落实到纸上。还有一个有施虐倾向的患者，虽然他有成为优秀组织者的潜力，但由于他的这一倾向，总是与身边的人对着干。其实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下自己和身边人就够了，能够找到无数类似的例子，而无须在这里举更多的例子。

患者的思维方向普遍不清晰、不明确，不过也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现象。神经症患者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专注。比如，为了实现某一愿望，有些男性患者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尊严；女性患者为了获得爱情，可以牺牲其他任何东西；望子成龙的父母，可以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这些患者的表现，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是专注的。但实际上，这同样是一种假象，他们的这种专注，不过是一种用以解决潜在冲突的欺瞒性策略，就和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些案例一样。他们的专注，并不意味着人格的统一，而只是一种绝望的体现。

消耗和分散精力的，不仅仅只是相互冲突的渴求和倾向，神经症患者的防御结构中有许多其他因素有着同样的效果。患者人格结构中的基本冲突因为有一部分因素是受压抑的，因此我们不容易看到。这一部分因素虽不能主导患者，但它们非常活跃，完全能够影响到患者。原本可以用于建立自信、与人共事或者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精力，都因为被用来压抑潜在的冲突因素而被白白耗费掉。远离自我是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一个因素，它同样能让患者失去前进的能力。他虽然照样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甚至在外在压力下能付出较大努力，但他没办法独立完成任务。他的大部分创造力都被浪费了，即便在工作之余也毫无建树，而且也感觉不到乐趣。

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多种多样的因素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张大网一样，将他的人格束缚起来。我们必须反复考察某一种压抑，从我们已描述过的各个角度去处理它，才能真正理解它并消除它。

如果有未解决的冲突，会表现出三种紊乱失调的症状，这三种症状都能导致精力的消耗或错误应用。第一症状是犹豫不决。它可能体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哪怕只是决定吃这道菜还是吃那道菜，买这个箱子还是买那个箱子，看电影还是听收音机，都能让他陷入犹豫中不可自拔。他甚至没办法决定自己要从事哪种职业，就职后该怎么做；没办法从两个女人当中做出选择；没办法决定该离婚还是该继续拖延。如果有一个无法避开的选择题摆在他的眼前，他会惶恐无措，身心俱疲。

这类人都会下意识地避免做选择，所以尽管有时候明显犹豫不决，可自身却察觉不到。他们总是刻意回避必须做决定的场合，喜欢一再拖延。他们喜欢让别人来替自己做决定。他们抓不住应该抓住的机会。他们也可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从而使决定变得不重要。这类患者通常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的漫无目的。他会下意识地掩盖自己的犹豫不决，所以在接受分析时，也很少在这方面抱怨什么，但实际上却深受这方面问题的困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第二个耗散精力的症状同样十分典型，表现为普遍的低效率。我所指的低效率，是指那些由于内心冲突无法发挥最大潜能所造成的低效率，并不是指在某个特定领域由于专业水准、熟练度或兴趣等原因所导致的低效率。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一种未被开发的潜能，他说，当一个人面对外界压力时仍不屈服，身心俱疲时仍不放弃，他的潜能就会迸发出来。我这里所指的低效率也不是这一类情况。我所说的低效率，就好比踩着刹车让车子前行，用这一比喻形容这类患者是再恰当不过。他做事总是迟缓无力，这和他的真实能力，或者他所从事的工作的难易程度完全不成比例。他也不是不愿意尽力，恰恰相反，他做任何事情都会花费超乎正常所需的精力。比如，写一份简单的报告，或者学会一个操作机器的简单动作，他总是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有很多原因阻碍他行动。他感到某些事项是在强迫他去做，因此无意识地反抗；他以一种强迫性的态度去完善每一个细枝末节；当他感到自己没有一开始表现得那么好时，就会怀疑自己，并且对自己发脾气——就像前面所描述的那个例子一样。做事迟缓只是低效率的其中一个表现，除此之外，健忘、笨手笨脚也是该方面的表现。有一位自认为非常优秀的家庭妇女或者女佣，她认为做家务是一种低贱的工作，因此她自然不愿意好好干活。事实上，除家务以外，她在别的事情上也普遍低效，这种情况已经渗入了她所有的活动中。从主观角度来看，这种情形下必然更容易感到疲劳，需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缓解疲劳，因为她等于是在沉重的压力下工作。在这种状态下做任何工作，意味着需要付出超额的精力。这难道不是踩着刹车开车吗？

低效率和潜在的压力不仅在工作中表现得很常见，在人际关系上也同样非常明显。假如某个人一方面想要结交朋友，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做是在委屈自己讨好别人，那么他就会心不甘情不愿，做起事来难免不伦不类。他希望别人送他一件礼物，但是又觉得这样不光彩，有种强行索取的感觉。他想接触他人，又怕遭到拒绝，因而腼腆害羞。他想听从别人的意见，又想坚持自己的想法，于是陷入犹豫不决的旋涡。他想报复自己的性伴侣，又想与她保持性关系，所以表现得十分冷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说明，身上隐藏的矛盾倾向越多，他的压力就越大，生活成本就越高。

少数情况下，患者能够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压力，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偶尔才能有所察觉，比如当压力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当他们暂时放松下来，身心自由时，通过感受上的对比，也会让他们意识到自身所承受的压力。但是他们通常会把由压力导致的疲惫感归咎于别的原因，如睡眠不足、身体亚健康或者工作时间过长，等等。虽然这些的确是导致疲劳的一部分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第三个明显的紊乱失调症状是普遍性怠惰。这一类患者被自己的毛病拖累得苦不堪言，而且也经常责怪自己太懒惰，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懒惰，这根本不是发自真心的自省。相反，他们对任何努力都很排斥，而且他们能意识到这种排斥，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将其合理化。他们把自己视为出主意的智囊，至于具体工作，那是别人需要完成的。对努力的抗拒，发展到一定程度变为恐惧，即害怕努力的结果有害无益。这种恐惧并不难理解，比如他们知道自己容易疲劳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分析师只以看到的疲劳假象为出发点，向患者提出建议，那么结果就会使患者的疲劳进一步加深。

神经症性质的怠惰，意味着主动性和行动能力的瘫痪。严重的自我疏离，以及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是导致这种症状的主要原因。患者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再加上对付出努力十分抗拒，就会使他经常表现得缺乏活力，即便偶尔表现出一些激情，也不能扭转局面。患者的理想化形象和施虐倾向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直接导致了这一症状。在患者看来，像别人一样付出努力，就等于将自己平庸化，这与他的理想化形象严重不符，所以他宁肯幻想自己非常优秀，什么都不需要做。理想化形象带来的自信又总是被自卑心理剥夺，让任何实践工作带来的乐趣和刺激都被掩埋，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那些价值非凡的事情。施虐倾向会让患者面对任何类似攻击性的东西时都会向后退缩，尤其当它处于压抑状态时（表现为施虐倾向的倒错），患者会以过激手段改正原先的毛病，结果过犹不及，造成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精神瘫痪。普遍性怠惰的影响力尤为重大，它除了能影响患者的言行举止，还能影响他的情绪。未解决的冲突所带来的精力损耗非常巨大。神经症在本质上其实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它会损害人类的品质和潜能，而神经症反应也可以说是对现代文明制度的无声控诉。

未解决的冲突会导致患者精力分散，不仅如此，它还会造成患者价值观的分裂，包括道德准则的分裂，以及行为、情感和态度方面的分裂——这些不仅影响着患者自身的发展，还影响着他与他人的关系。道德准则的不统一，会导致道德整体遭到破坏，换言之，也即导致道德诚信受到损害，这和分散精力会导致浪费一样。患者的立场相互矛盾，于是他企图掩盖这种矛盾，无休无止地进行着这种分裂性的内耗。

相互矛盾的道德准则还会渗透到基本冲突中。患者竭尽所能协调它们，但它们还是不断对他产生坏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患者从来没有把哪一种道德观当回事。理想化形象的本质是一种幻觉，尽管它带有真实理想的成分，它们的相似度就和真钞与假钞一样。患者本人以及经验不足的分析师很难分辨它到底是真实理想，还是理想化形象。神经症患者要么坚信自己的追求是真实理想，营造一种尽职尽责、精益求精的匠人形象，容不得自己有任何过失，否则就会苛责自己；要么他就会在谈论和思考价值观和理想时坠入自我陶醉。他自以为是的理想对他的生活没有任何驱动功能，所以我认为他所追求的并不是真正的理想。他所付诸实践的只是管用的和容易达成的追求，其他的追求，他都会弃之如敝屣。这样的例子我们在描述盲区作用和区隔化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真正拥有理想的人极少出现类似的情况。人们不可能如此轻易抛弃真正的理想。有一位患者坚信自己对某项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可实际上一丁点诱惑，就会让他背叛那种事业。

道德诚信受到损害，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诚信减少，变得越来越虚伪自私。我从日本的一些禅宗经典当中看到一个说法，非常有意思：真诚的人无一不是内心完整的人。这和我们通过临床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内心分裂的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真诚。

徒弟：我听说狮子追捕猎物时，不管猎物是一头大象，还是一只兔子，它都会全力以赴。弟子不明白这种力量是什么，请您开释。

师父：真诚的力量（字面意思是“不欺的力量”）。

真诚就是“不欺”，能够“全身心投入行动”“不遗余力”……这意味着，既不浪费一丝力量，也不保留一丝力量，真实不虚。一个人能这样生活，他就是一头金毛雄狮。这是真诚、雄健、内心完整的象征。如此，即是圣人。

虚伪自私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它的出发点是将别人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下。患者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再认为被利用者与自己有同等的权力。他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而喜欢别人，或者讨好别人；他为了提升自己的自尊而去感动别人；他没有能力承担责任，所以将责任推到他人身上进行谴责；他需要成功来支撑自己，所以总想着打败别人，等等。

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讲述过很多不同个体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损害了，如果详细论述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所以这里我们只系统地回顾一下。我们先不讨论施虐倾向，因为它被视为神经症发展的最后阶段，所以放到以后再说。我们先从最明显的表现开始。无意识的虚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无论神经症以哪一种方式发展。下面所述，就是一些显著的无意识虚假的表现。

不实的爱。在“爱”这个词里，包含着丰富的感受和愿望，还包括主观上认为是爱的感受，其种类特别复杂，甚至让人惊叹。它可以指一个人所持的寄生性期望，这种人觉得自己空虚而脆弱，没有能力独立生活。它也可以表现为某种欲望，如，以爱之名追逐权力、名望和成功的欲望，这种表现在攻击倾向的人身上最为常见。它还可以是一种需求，如打败别人、征服别人的需求；或把自己融入对方，通过对方来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需求；又或为了达到该目的而虐待对方的需求；再或者，为了让别人肯定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而期待他人赞美的需求。在我们的文明制度中，正是一些类似上述的原因，使得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温情，背叛、虐待比比皆是，以至于我们生出这样一种感觉：爱总是和怨恨、冷漠、鄙弃形影相随。实际上，这些都是虚假的爱，而产生这种假爱的倾向和感觉必然经不起考验，但真正的爱绝不是这么容易变质的。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在朋友关系中，在夫妻关系中，都存在这种虚假的爱，这一点容不得我们漂白。

不实的善良。包括同情、慷慨等，它与虚假的爱情况类似，顺从型患者普遍都有这一特征。这种假象，由于攻击倾向受到压抑，以及该类患者特有的理想化形象，其虚假成分会与日俱增。

不实的学识和兴趣。自我疏离和认为可以通过超限自控就能掌控生活的人，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虚假。他们装出一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一切都感兴趣的样子。还有一类人也会表现出这种虚假，只是更为隐蔽，不易被觉察。这类人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追逐权力、财富和成功上，但表面上看起来却像一心一意追求某项事业。

不实的公正和真诚。在对抗型患者身上经常能看到这种虚假。如果他有显著的施虐倾向，那么这一虚假就尤为严重。在他眼里，别人的善良和爱都是虚伪的表现，只有自己是真诚的，因为他不会假装善良，也不会假装孝顺、大方或爱国等。其实换个角度看，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真诚，何尝不是另一种伪善？他习惯性地否定传统价值观，以偏激的态度拒绝一切大众观点。他的口头禅是“不”，但这只是因为他期待打败别人，而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强大。在他的逻辑里，他对别人的讽刺和嘲笑是一种坦诚的表现；从他嘴里说出的“公正”，往往隐藏着利用他人达到个人目的的企图。

不实的痛苦。这一虚假，人们对它存在很多疑问，所以我们需要详细论述。经验不足的分析师，以及一味坚持弗洛伊德理论的科学家，都认为神经症患者有受虐需求，认为他们渴望别人的惩罚，渴望痛苦。我们都知道是那些材料在支持这一观点。“需求”这一学术用语，实际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理性罪恶。神经症患者所承受的痛苦，远比他意识到的痛苦要多得多，而且这些意识到的痛苦也是在开始康复时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然而那些坚持“痛苦需求”观点的人却认识到这一事实。说得更准确一些，坚持这一观点的人认识不到患者承受未解决的冲突所带来的痛苦，并不是他乐意承受，而是因为他不得不承受。假设有一位神经症患者选择让自己的人格四分五裂，显然是因为他内心的需求强迫他这么做，而不是因为他喜欢受伤害。如果他挨了一巴掌后能把另一边脸凑过去，这才是真正的宽宏大量、虚怀若谷。但他显然不是这类人，而且还会因为这么做而看不起自己。他只是太害怕自己的攻击性冲动突然发作，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即让自己受别人的虐待。

神经症患者有一个嗜好，那就是将不幸和痛苦夸大，这才表现得像是有受虐癖好一样。神经症患者固然有受苦的感觉，并且喜欢卖力炫耀自己的痛苦，但这是因为他别有动机，比如求取别人的原谅，或求取他人的关心，再或者消除自己对报复欲望的压抑。他只是无意识地拿它来实现利己的目的而已。考虑到神经症患者的情感和感知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神经症患者唯一可利用的手段，用以实现某种企图。另外，他总是把痛苦归咎于外因，以制造一种无辜的假象，但他的推诿很多时候都不能成立。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尽管有时候他可能承认自己的“过失”，并为此耿耿于怀，显得很苦恼，但他苦恼的真正原因是真实自我不符合理想化形象。比如，当爱人和他分手时，他自认为爱得太深，因而感觉被掏空了一样，但实际上他只是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才有这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再说最后一个事实，他的情感也可能是假的，他认为自己的感受是痛苦，但实际上是愤怒。举个例子，有一位女患者因为爱人没有按时给她写信，她感到苦楚不堪，但实际上她是在生气。可能对爱人的任何一点疏忽，她都认为是一种蔑视，又或者，她希望任何事情都遵从她的主观意志发展。这个例子中的女患者，不愿意意识到自己是在生气，也不愿意意识到是什么驱使她生气，她宁肯认为自己的感觉是痛苦，而且一再强调这种痛苦。她的这种强调，只是用来遮掩隐藏在复杂关系背后的虚伪。通过上述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患者都没有“受苦需求”，他们表现出的痛苦，只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捏造”出来的。

无意识的骄傲也会对患者造成损害，这种特定的损害更加隐蔽。我所说的这种无意识的骄傲，是指患者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有资格瞧不起或苛责他人，而他的所谓资格，其实是将自己并不具备或者只具备一小部分的品质当成了自己完全具备的品质。这种不合理，患者自己意识不到，也可以说，神经症式的骄傲全都存在于潜意识中。不过，我们要谈的不是有意识的骄傲与无意识的骄傲的区别，而是显著的骄傲与隐藏在过度谦虚背后的骄傲的区别。这两种骄傲，本质性的差别不在于骄傲的程度，而在于各自所表现出的攻击性的大小程度。如果一个人的骄傲属于前者，那么他会理直气壮地直接索要特权。如果属于后者，他会期待别人自动自觉授予他特权，而如果希望落空，他会觉得深受伤害。两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有缺点。而事实上所有人都有缺点，但他们缺乏承认事实的谦虚态度，尤其是让他们承认自己身上有缺点——不仅是口头上承认，也要在心里承认。我所接触过的患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思考自己的缺点，也不愿意听别人谈论他们的任何缺点，而在那些有潜在骄傲倾向的人身上，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想让他们像圣·保罗一样说出“我所知甚少”这样的话简直难比登天，他们宁肯责怪自己粗心大意。他们绝不甘心承认没有能力保持良好的状态，而宁愿苛责自己不够细心或者缺乏耐心。自责（以及与之相随的歉疚感）和隐藏的愤怒（恼怒别人对他的无视或谴责）之间存在的显著矛盾，是潜在骄傲倾向的最常见表现。过度谦逊的患者将这种受了伤害的感觉，很好地隐藏了起来，分析师需要特别留意才能够察觉得到。真实的他，其实和明显傲慢者一样，对待他人非常严苛，批评他人时不留余地。表面上他表现得十分谦卑，非常崇拜他人，但内心里却期望他人和他一样完美，这说明他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他人的独特个性。

态度不明确，以及由此带来的不靠谱，同样是道德范畴内的弊病。这类患者向来是根据自己的主观需求来对某个人、某件事或某个想法做出判断，而极少依据客观事实表明立场。他的这种立场又因为主观需求相互矛盾而经常摇摆不定。很多神经症患者都像被无意识收买了一样，如喜好、特权、名望和“自由”。无论是患者与个人的关系，还是与群体的关系，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体现出了这种情况。患者想要表达自己对他人的看法或感受变得极为困难。他会因为别人的一点失望或轻视，或自认为受到了这样的对待而跟别人断绝友谊。他的观点很容易被一些毫无依据的说法所左右。一旦遇上困难，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困难，他们的热情都会冷却，变得极为冷漠。不管是政治理念、科学观念，还是宗教信仰，都可能因为一点个人私怨而改变。在私密的谈话中，他们可能表达一些鲜明的态度，但是只要受到一些权威或团体施加的压力，他们马上就会让步附和。他们轻易改变观点的时候，通常自己意识不到，自然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神经症患者会无意识地避免显而易见的摇摆不定，采取的办法是不第一个表态，或者像墙头草一样持观望态度，以便随时有余地倒向某一边。他被一种虚假的公正所支配，像身不由己一样，或者合理化自己的某一态度，而他通常抬出的理由就是“情况复杂”。追求公正当然很有价值，而且很多时候，以良知为出发点要求公平合理，确实会让人难以坚持单一立场，但神经症患者追求“公正”的目的，只是想让别人认为他没有偏见，是一个“圣人”，这种“公正”不过是理想化形象强加给他的一种强迫性追求。患者持一种虚假的客观公正的态度，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待双方观点，他总有一种认为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的倾向。如果是一场辩论，他会觉得双方说的都对，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透过事物的表面去看问题的本质，他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方面的表现因神经症类型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是疏离型患者，他们会避开旋涡一般的亲密关系和病态竞争，欲望和“爱”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十分微弱，并且，他们常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对待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判断的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表面看起来他们相当正直。但疏离型患者并不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他可能不愿意参加争论或表态，甚至自己心中压根没有定见。别人说好则好，别人说坏则坏，顶多能记得有依据还是没有依据，总之他自己没有看法，或者有很多混乱不清的看法。

如果是对抗型患者，他们似乎非常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看法，并竭力捍卫自己的看法，固守己见。我原本认为神经症患者都难以持有自己的观点和论断，但好像被对抗型患者的表现给推翻了，尤其当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时候。然而他们的这种表现其实具有欺骗性。这类患者往往是出于固执己见而表达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不是他真的确信该观点是正确的。他的观点通常带有盲目性和教条性，他们用固执己见这种手段来消除内心的困扰。他们同样很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比如当他们受到权力或者成功的诱惑时。他对名望和权力的渴望，使得他们的可靠性十分有限。

“责任”一词具有太多的含义，它所指代的是一种尽职尽责完成义务的可能性，而神经症患者对责任的态度，会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特定的性格结构，决定了神经症患者是否能够尽职尽责，所以在不同的神经症中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对某些神经症患者来说，责任就意味着：只要他的行为影响了别人就要为此负责。不过这也可能只是他的一个幌子，用来掩饰支配他人的企图。认为自己应该负起责任，该受责备，这种“负责”态度也可能只是一种愤怒的情绪，这种意义上的“责任”跟真正的责任风马牛不相及，因为纯粹是因为他没有符合理想化形象中的自己。

对自己负责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会知道让神经症患者为自己负责会有多么困难，尽管他们有可能做到。首先，负责意味着承担后果，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就表示他需要向自己坦诚，向他人坦诚，无论是行为方面、言辞方面还是思想方面。欺瞒和推卸责任都与负责相对立。神经症患者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而且在主观上他也不想知道，因此让他对自己负责无疑十分困难。这也导致他总是千方百计想要逃避责任，要么声称自己一时大意，或者误会了，总之有很多理由，要么就干脆否认、遗忘或不屑一顾。他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他所承受的困扰，都是他的妻子、同事或者分析师造成的，因为他总是倾向于认为错不在自己或者干脆置身事外。另外，在理想化形象中，他是无所不能的，因此他不需要为任何后果负责，甚至连后果是什么都看不清。由这种全能感又衍生出新的逃避责任的理由：只要他愿意，可以做成任何事情，包括逃避责任。但当他意识到无法逃避后果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支离破碎。还有最后一个因素，人们通常能从神经症患者身上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维当中好像只有两个词——“过错”和“惩罚”。即是说，他们有一种仿佛天生的缺陷——无法通过因果关系去思考问题。分析时，分析师让患者正视他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但几乎所有患者都会觉得分析师在谴责他。即使在分析情境之外，他也总是蜷缩在自己的防御堡垒中，因为他觉得别人拿他当犯人来对待，对他充满怀疑和敌意。其实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的外化，是他的理想化形象引出了这些怀疑和敌对倾向，这一点我们已经很明确了。他的内心世界戒备森严，草木皆兵，再加上这些心理活动被外化，致使他无法将自己带入问题，考虑其因果关系。但是，像天上下雨地上流这种事，为什么他不会责怪别人呢？因为只要不涉及他身上所潜藏的问题，他会像正常人一样，接受这种偶然关联，实事求是。

为自己负责，除了意味着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外，还意味着我们要坚持自认为正确的东西，无论是一个决定，还是某一举动。然而内心的冲突让患者的判断力处于分裂状态，所以他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他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倾向，或者能够选择哪一种倾向，因为他所有的倾向都是相互矛盾的。当他无法在它们当中选择其中一种奉而行之时，他就用理想化形象来欺骗自己，他坚信自己不可能出错，也不容许自己出错，假如他感觉到自己错了，就必须找人来顶包，以维持自己永远正确的假象。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位身居高职的人，他希望本部门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权力和威望；假如他离开这个部门，这个部门就无法正常运转，什么决策都做不出来，也完不成；他认为他比所有人都见多识广；就算很多同事受过专业培训，有能力处理好各项事务，他也觉得将自己的职权下放是一种错误，是对部门不负责任；他觉得除了他以外，该部门的其他人全都可有可无，他也不希望他们真的不可或缺；当他没有达到对自己的要求时，他会说这是因为自己实在太忙，顾不过来。他除了有支配他人的倾向外，还想做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也即有顺从他人的倾向。基于这些未解决的冲突，他表现出了所有我们之前描述过的症状，如嗜睡、怠惰、拖延、犹豫不决等。这些症状又对他形成困扰，使他无法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他觉得守时赴约是一种强迫，所以他讨厌守时，而让别人等他，他却十分享受。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还做了很多完全没必要做的事情。这样的人显然不可能称职，但他把过失推给别人或环境，而从不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上，这样的人，能够为他人格中的某一种倾向负责吗？他同时有支配倾向、顺从和讨好的倾向，而且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毫无察觉。就算他能够意识到它们，但因为两者都具有强迫性，所以他也做不到放弃其中一个，而全心全意支持另一个。他的理想化形象只允许他看到自己的优点，比如有远大抱负、潜力无限等，而不允许他看清真正的自己。所以，他当然不能对冲突产生的结果负责。那样做无异于要他把一心想掩饰的、不让自己看到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神经症患者通常极不愿意（无意识的）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哪怕后果特别明显，他也假装看不见。他认为即使自己身上真有冲突，他也可以轻易解决，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问题的因果关系，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应该由别人负责，跟自己没有关系。本来，只要他承认问题的因果，他就能够从中获益，起码能让他知道，他的生活方式是病态的，因果关系已经简单明了地表明了这一点。但他却宁肯无意识地采取各种狡猾的手段回避它。这些狡猾的策略改变不了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法则。而精神世界之外，同样受到这些法则的无情制约[1]。

由于神经症患者总是不由自主把注意力集中于“责任”的消极意义上，所以每当谈到它，他就会表现得情绪低落。回避责任，是他追求独立的最大障碍，可能前期他意识不到，但后期他会逐渐明白。他认为想要获得独立，只需要有勇气做出某种承诺即可，但实际上，一个人想要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必须勇于承担责任，尤其要勇于对自己负责。

神经症患者通常会使用三种手段来避免承认自己的问题，以及承认受苦源于内心冲突这一事实。有时候他会从三种手段中任选一种，但更多的时候是三种并用。首先是外化，神经症患者已经把这一手段使用得出神入化了，他可以把受苦的原因归咎于任何东西，如妻子、父母、命运、健康、空气、食物，等等。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个无辜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可是上天无端降下不幸，因此觉得上天不公，这种不公包含一切不幸：感冒、生病、死亡、家庭不和、孩子体弱、得不到上司和同事的赞赏，等等。这里面包含两重错误，无论他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首先，应该由他担负的责任，他视而不见。其次，有些因素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不过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他同样视而不见。这种策略是疏离型患者所惯用的，其中包含着一种很特别的逻辑。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只关注自己，也即以自我为中心，这种态度让他没办法将自己当成一个大链条中的小环节。他不愿意将自己与别人联系起来，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会在某个时刻和某个特定的条件下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享受到一切好处。但他的这种疏离，得来的只有苦恼，这让他大惑不解。

第三种手段就是否认受苦的真正原因。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有的苦果都是偶然事件，和自己的问题无关。他可能认为，恐惧或抑郁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出现得莫名其妙。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他对自己的了解不够深，或对心理学所知甚少。但是在分析情境中，分析师提出的任何一种关联性，患者都坚决表示不可能。他要么否认那些因果关系，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觉得分析师只是要将“责任”推给他，而不是为了帮助他解决麻烦（这是他来看医生的原因），于是他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挽回自己的颜面。患者即便认识到自己怠惰的真正原因，也会刻意无视由他的怠惰造成的损失：他的懒惰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也耽误了分析工作的进展。或者，即便患者认识到他对别人有攻击倾向，他也不会认为这和他不受别人喜欢，以及经常与别人发生冲突有关。他认为，生活中的麻烦，与他内心的困扰根本是两码事，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区隔化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将内在冲突与它对生活的影响相隔离的举措。

神经症患者极少愿意承认自己的倾向，以及由这种倾向造成的苦果，而分析师也很容易忽视它们之间的关联的价值，一来患者是如此不留余力地要把它们遮掩起来，二来它们之间的关联太过明显了。患者不可能自己意识到无视后果以及无视后果的原因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正是分析师以及分析工作的意义所在。如果能让患者意识到后果，将是分析工作最大的收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患者拥有获得自由的决心，而去改变内心的某些东西。

如果无法让神经症患者对自己负责，比如对自己的欺瞒、傲慢、以自我为中心和逃避责任，我们还能期望他建立自己的道德观吗？可能有人认为，患者的道德问题不是分析师该考虑的，那超出分析师的职责范围了，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患者的病症上和治疗方法上。甚至有人会这样说：抛弃“道德说教”正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一种科学态度，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这种饱受争议的所谓的科学态度真的经得起检验吗？分析医生在面对人的行为问题时，真的可以摒除对道德取向的判断吗？尽管分析师有意识地拒绝承认，但是在判断什么东西需要分析什么不需要分析的时候，不正是建立在道德判断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吗？如果这类潜在的判断是建立在过分主观或者过分传统的基础上，就会存在弊端。比如，分析师认为男人的不检点行为不需要分析，因为他觉得男人放荡一些理所应当，而女人有这样的表现则需要认真分析。于是他把分析的重点转移到男女的忠诚问题上。可事实上，判断什么应该分析什么不需要分析，应该以神经症类型作为依据。比如，患者的态度是否对他的成长造成了影响，是否对他的人际关系造成了影响，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如果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那么显然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需要纠正。分析师的任务就是把需要纠正这一态度的原因告诉患者，让患者心里有数。

最后我要说的是，前面所描述的分析师的那种观点，从本质上来说大错特错，它与患者的思维模式简直不谋而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的逻辑是：道德观念因人而异，你的判断和我的判断尽管有差异，但不能说谁的判断更正确。可是这个逻辑忽略了一个事实：道德倾向关系着一系列的真实后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以神经症性质的傲慢倾向为例，来看看它能导致什么后果。分析师坚信，患者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傲慢，并且这也是他最终需要克服的问题。分析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可能是因为他在主日学校认识到，谦虚是一种美德，傲慢是一种罪过，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傲慢是一种对事实的夸大，哪怕这一态度不该由患者自己来负责，但它会带来不好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必然要他本人来承担。在这个例子中，傲慢所能带来的后果是：患者无法认清自己，他的成长受到影响；傲慢的人往往以不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他人，而终会自食其果，比如容易引发争吵，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渐行渐远，这会让他在神经症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所以到最后，分析师不得不关注患者的道德问题，因为患者的道德观，有一部分是从他的神经症产生的，而又反过来加剧他的神经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