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人们无用于世，为了全身远祸大多选择了个人世界的优游度日，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明中叶以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工商业尤为发达。富庶美丽的江南成为文人雅士的聚集地，他们交游唱和，留连于歌台舞榭成了消愁解闷的主要方式之一，那“轻烟澹粉”之地乃是晚明文人“情如秋水气如云”的文风的滋养地。
明中叶以来，王学左派哲学思想盛行，非名教，反传统，弘扬主体，表现自我，肯定个人价值，追求平等自由。这种“异端”思想成为晚明小品创作的精神武器。李贽把个性解放的精神带进文学创作领域。他的“童心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性灵说”。文学创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精神、形式都获得了解放。理学正统思想受到了冲击，佛、道思想便乘虚而入。晚明禅宗盛行，由李贽、屠隆的“狂禅”到明末士人的“逃禅”，文士们陶醉于禅悦之风中，放言清谈，明心见性。小品也带上了“禅”味。明长期以来的文学复古，已走向死胡同。物极必反，新、真、自然、趣味，成为文学的新追求。历史上长期处于潜隐状态的表现个人性情的闲适文学，自然地显现兴起，并流行起来。
明末时代的文学趣味日趋局限于个人的琐屑生活，流为末流，不少染着浓脂腻粉，沉溺于观色赏美，这与明代中后期文化及伦理方面的情色意味弥漫不无关系。感伤艳情自来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又每每是衰败之世奏起的靡靡之音。当人的心灵不再充满鸢飞鱼跃的活泼精神，在天地之间精光四射、顾盼神飞的时候，他们处在历史危机中的欲望与恐惧便收回到世俗生活本身。深不可测的绝望与难以满足的欲望本是一体之两面，末世时节总是弥漫着风月情浓，彷徨无定的人们活在对一已身体的放肆想象中。至极致处，连文字表达的本身也变得枝蔓涣散、少有节制。儒家文化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欲的平衡，而末世通常是正统文化管制趋向松弛、个体欲求高张的时代，官能解放、情感迷狂成为一道乱世景观。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市民阶层蓬勃兴起，左派王学的盛行，使用权得程朱理学与礼教受到极大冲击。徐渭、李贽、显祖对封建礼教以及其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抨击。至明清交替之际，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感性主义伦理思潮，代表人物有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他们皆强调要以人的感性欲望、自然需求建立伦理学说，认为道德产生于人的情欲，最终又是为了满足人的情欲。他们反对理学家“以理杀人”，提出“以情挈情”的道德原则，强调人的感性欲望，虽然还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将“道德个人主义”发展到顶峰后，个体的自我精神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这样的个体人格理论（“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我心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播于士人之间成为时代氛围后，儒学内部已出现了大跨一步的更新与突围，“千万人中不忘有已”的自我觉醒，实际上已使个人的现世幸福成为关注焦点。
正因为儒学衰落、“人当道情”成为时代风尚，明末散文创作中开始趋向情思佚荡、文辞雕丽，艳情文字由此风盛天下。从孔子开始，言男女之情是被视为“淫声”的，荀子《乐论》云：“姚冶之容，郑卫之声，使人之心淫。”“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君子对淫声美色深宜防虑。可是晚明文中却出现公然放荡的一派，这“放荡”本就含有蔑视礼法的意味在内。在社会氛围的宽容之下，纵任情性成为风雅之事，文人的审美观念从山水转向闺闼之思，“情之所钟，独在我辈”，一批深于情者以婉美的笔触去描写妇女的容色，为之赏玩不已，明显带有享乐主义的倾向。明末文人身处天崩地裂之际，惯看兵祸党争，却有不少人厌言国事，只埋首于经营自家园地，好谈鲜衣、美食、艳妇、妙音之属。他们看透了人生的短暂与空洞，由此将人的生命意志、七情六欲作为最高的存在范畴，不再去追求那虚无飘渺的圣道理想，而注重在日常生活的一觞一饮、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中获取神妙的逍遥乐趣。酒色在明代士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占有较多的比重，与士人要求舒愁解闷、超越时俗的心灵境界密切相关，它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日常生活范围，而具备了文化色彩。
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所分析的，从汉末两次大规模迫害士的“党锢之争”开始，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身处黑暗的政治和衰朽的社会中，文人们强烈的人生欲望和人性觉醒必然与污秽现实发生尖锐的冲突，他们的苦闷可想而知，为了暂时止弭内心的伤创，许多文人在佛、道、酒色和山水中休憩，这是他们维持精神平衡和人格自由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士子这种自我麻醉式的反馈型心理机制形成的过程中，融进了多少血泪和人生的辛酸感叹。在时代的巨变面前，这种惰性的心理结构是以闭锁为特点的，在国家倾覆、民族危亡之际，士子们依然清谈不止，饮酒放荡，沉溺女色，迷醉佛陀，对身外之事毫不关心。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界固然也有啸傲世俗、抗击社会的狂狷之士，但敢公然宣称“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的士子都应世顺流，把修身治平的志向换了美人香泽中的低斟浅唱。所以，明清文中固然不乏慷慨任气、渊深博雅之作，但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烟视媚行的美文还是占据主流的。小品最主要的功能是娱乐消遣。晚明人文学观念上发生很大变化。面对不可救药的时代，再谈功业理想、经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话。他们著书立言也不图“不朽”，只是“自娱”而已。读书也只是消遣，不求功利。这是晚明人对文学功能的新认识。
文艺的娱乐功能自它产生时就有了，只是后来儒家的教化文学观漠视和排斥它，所以一直处于潜隐状态，不受世人重视。但作为传统仍一脉不断。陶渊明著有《五柳先生传》，说五柳先生“常著文章自娱”，这五柳先生是喻指作者自己。陶渊明是“田园诗人”、“隐逸诗人”，他的诗文就是晚明人心目中的“小品”。晚明人十分推崇陶渊明，自然也接受他的“文娱”说。宋元以来，绘画已成为士大夫消遣自娱的工具。文人多以画自娱，山水写意画成为精神慰藉、解脱或享受的游戏活动。
他们以游戏态度作画，草草数笔，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惟取神韵。米芾称之为“墨戏”、“清玩”。文同、苏轼、倪瓒、吴镇、文征明等皆喜作墨戏画，以画自娱。这种文艺创作和欣赏的“自娱”意识在宋、元、明初已得到充分显现，到晚明更遇上合适的土壤气候，成为文坛的时尚。晚明人多以文自娱。李贽《与袁石浦》说：“大凡我书，皆是求以快乐自己。”（《续焚书》卷一）李贽是晚明文人的精神领袖，“快乐自己”之说一出，自然群起响应。袁中道声称不为“世法应酬之文”，“惟模写山情水态，以自赏适”（《答蔡观察元履》）。从创作角度看，晚明人十分强调小品的自娱作用。创作过程便是自娱过程，小品的娱乐功能早在创作时便具备了。郑元勋明确宣扬文学的娱悦作用，将其抬到与儒家经典并列的地位，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他强调超功利和纯审美娱乐，将文学的功能从道、理、事、功中独立出来。这代表了晚明人全新的文学功能观。以这种观念看文学，故特重娱乐消遣的小品。赏玩小品，“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愠得之喜焉，暇得之销日焉”，只求得“一晌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王纳谏《〈苏长公小品〉自序》）。
小品可自娱，供人爱玩，但又不是普通人的一般意义上的“娱”和“玩”，而是雅人韵士的“清娱”、“清玩”。因此，严格地说，晚明小品的娱乐功能应叫“清娱”。但这不是晚明小品的唯一功能。晚明人并不是一味消遣自娱、“玩物丧志”。他们虽逃世、避世，但并未真的忘却时事，晚明小品在思想启蒙、文学观念及文体、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革新意义，其文化价值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明人小品观有失天性的不足。它的思想基础是王阳明“心学”左派和佛、老哲学，皆是唯心主义的。文人们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促使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玩世不恭，空谈心性，脱离社会现实。反传统，厌恶政治黑暗，却又走向极端，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孤芳自赏，游戏人生，过分强调个人的享乐生活。小品成为少数山人、名士的专利品，清雅闲适只合有闲阶层的口味，思想格调不高，表现出软弱士人退缩内敛的心态。过分关注生活中琐、小、闲、散、杂事。时有油滑语、媚俗语、做作语，也有矫情的成分，一味地标榜清雅，反增俗态。创作态度不甚严肃，游戏笔墨，文笔散漫，章法混乱，破坏了文章的法度规范。风格轻佻纤仄，柔软病弱，缺乏阳刚正气和催人向上的力量。文学成为专门的“玩”的艺术，是置于士大夫案头的“清供”。艺术躲进了象牙之塔，远离了现实生活，其社会意义也就有限了。
中国最早的色情文学并非始肇于唐代，其实，齐梁时代的宫体诗可说是中国色情文学的发轫。用华美的语言表现男欢女爱，引而未发的感性刺激，享乐与颓废、美与庸俗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宫体诗的特点。晚明社会体现出一种“性的自觉”的坦荡，这是一个社会动荡和思想动荡的时期，森严的社会性控制趋向松弛、宽柔和自然。对佳人丽质天姿的细腻描写，对已思慕、想往的真实抒发，在文人笔下泛滥，毫不隐讳做作。这不是那种假托香草美人以思念君王的虚伪之作，而是单纯悦怿美人、追求世俗人间的美好与幸福的情怀。
从两宋到明朝的约六百多年，中国社会对性的控制呈现出一个大的波形曲线。这就是：两宋时候的逐渐紧缩到明代的再度松弛。两宋时候的紧缩更多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这种道德到底对朝野上下有多大的约束力还是个问题，而明代的松弛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松弛，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后果。既有思想上、哲学上高度进步的一面，也确有社会政治上消极、颓丧、淫靡、腐败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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