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明文玩消费市场的解析——《长物》读后
《长物》，其实就是“身无长物”里面的“长物”这两个字，意思就是多余的东西。读“长物”，是因为它讲的是一本名叫《长物志》的古书，它是晚明的一本讲生活美学的小书。作者柯律格把《长物志》当成一块敲门砖，去打开晚明社会的文化消费市场，也就是副标题所说的“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这本书以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一书为例，从物品视角切入艺术史，同时也跨越学科界限，参照社会文化理论，讨论明代的“多余之物”，譬如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玉雕，以及其他明代士绅精英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它们如何鉴赏、使用，如何消费、流通，以及它们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是有关晚明文化消费的经典之作。柯律格现任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是当代研究中国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学者。
《长物志》这本书是词条组成的，最短的一卷只有10个词条，最短的一条只有30个字；最长的一卷有58个词条，最长的一条是“书画”，有1000字，相当于一篇文章了。通过这些词条，《长物志》勾勒出了明代的优雅生活是什么样的。文人写物品，不管是古董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玩物，都是因为觉得这些东西有价值，值得研究、值得记载。《长物志》就是明代讲物品文化价值的代表作。
在文震亨的时代，所谓明式家具就是家具而已。在这句话里，他把雅俗对应到了两个维度：一个是材质，当时流行的花梨木，包括今天天价的海南黄花梨，在他看来是“俗”；相比之下，古代名匠人做的“豆瓣楠”之类的才是“雅”。另一个是制作时间，也就是古代人做的好，当时人做的就不好。他还说，古人做的几榻，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沙发，虽然大小不一，但是放在室内都是古雅可爱的。不管是坐着、躺着还是靠着，都很舒服。
文人把崇古的文化心理，拓展到了物品身上。崇古是从孔子就开始的传统。孔子说礼崩乐坏，要恢复先王礼乐制度。从那以后，中国的文人就一直有一种心理，认为古代的好。“好”的范围从制度拓展到文章，又拓展到了物品。这背后也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宋代的时候，文人开始搞古董收藏。那个时候既没有考古挖掘，也没有今天这么成熟的博物馆体系，老东西能留下来不容易，这就奠定了“古物”的价值基础，物以稀为贵。
新兴的商人阶层一旦有了一定社会地位，肯定希望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很多商人家庭都希望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商业发达带来了一系列变化，阶层正在流动，文化正在普及，社会心理也正在改变。阶层的壁垒松动之后，品位的壁垒也跟着在动摇。商人想要打破这种壁垒，而文人想要维护这种壁垒。因为对文人来说，品位象征着文化的资本，保证他们地位的优势。只要是有这种地位优势的人，不管是欧洲的贵族还是美国的中产，都一定会想尽办法设置壁垒防止其他人进来。
文化消费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化价值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主要因素。而文化价值又很难被量化。这时候，市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呼吁规则，需要有一些能够帮助文化价值量化的规则出现。文震亨并不是主动在写一本文化消费的参考书，他写的那些俗，很多其实就是在讽刺跟风的人。万历年间曾经出现再版这批书的热潮，这些书写的是宋代以前的古物。它们突然间成为畅销书，大概不会是因为当时突然有很多人产生了学术兴趣，实际上明代也看不到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什么推进。更合理的解释，就是古董交易中需要这些书来做参考。书里的分类方式、研究评价就会转换成文化价值，进而转换成定价准则。
《长物志》里讲的这些内容，其实是当时那个圈子里的人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形成，就是因为文人一方面要说明自己的品位比较高，一方面又要嘲笑那些妄想通过买买买获得品位的人，把他们驱逐出去。在文震亨之前，写这类书的人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层文人。高濂虽然是大藏家，据说他爱好广泛，擅长收藏、赏画、写曲，还曾经隐居在西湖。在当时江南的文化圈子里，他交友广泛，也有一定地位，但是他是个商人，身份地位跟文震亨相比可差太远了。
高濂应该是文化消费市场的主要顾客，甚至也可能是参与其中的商家。但是他想要当意见领袖，天然可信度就低。谁愿意相信一个跟自己一个阶层的人来讲怎么跨越这个阶层呢？相比之下，文震亨可是那个商人们想要进入的阶层的代表，而且他有强大的背书。这个背书不仅有他个人的声望，还包括文氏家族以及由他们的亲友、门客所组成的整个江南的上流社会。
对我们而言，本书讨论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遥远。我们可以借这本书，反思很多消费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比如一听到农产品贴上了产地的标签，就会觉得它高级一点；比如有的商家会告诉你，这个玉放久了，能升值、能传家。所以，这本书其实也能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很多日常生活中很多具体的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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