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记性很不好。大人让我去村口打五毛钱酱油，我提着瓶子刚走过屋角，就忘了要打多少，每次都要折回来问清楚，然后又一路不停地默念着。六岁那年，母亲领着我到村口的大桥上去见小学老师。在我结结巴巴地从一数到一百之后，老师勉强收下了我。有一次，老师要我们报自己的出生日期，我跑到家里问了母亲，但最终还是把“农历二月十六”说成了“二十六月”。也许在老师眼中，只有等到一年后我考到全班第一的时候，我才不是一个傻孩子。
长大了一些的时候，我从爷爷的抽屉里翻出了小姑的周记本。闻着泛黄的纸片散发出的独特霉味，我开始学着用笔记录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事情。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确信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直到有一天我烧毁了所有的手稿。
年过而立，我才发现记忆里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可靠。或许每个人都会触碰到现实的冰冷，当我们试图在回忆中取暖的时候，孰不知它们已经被你悄无声息地改造。钱穆先生说，对待国史应该心存温情与敬意。我想，在回忆自己的过往时，不妨也带上一点温情和敬意吧。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太过于恨自己；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爱别人。
正月初三的晚上，姨夫介绍的对象约我出去散散步。我们沿着那条横穿镇子的马路，一直走到了棺材岭。那天早上，我们才在岭上的一片油菜花田里拍过照。这时，镇子里的喧嚣已经被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了。远处的村庄里，不时有绚丽多彩的烟花绽放，在我迷离的眼神中，它们就像是路边那些干枯的树干上长出的新鲜枝丫。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问她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她淡淡地说，大概是婚姻吧。这个答案并没有让感到意外，毕竟在和她见面后的这几天里，我从人们的口中听到了很多风言风语。我看着她低下头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为了化解突如其来的尴尬，就跟她讲起了我高三那年的一段往事。
腊月廿七，外乡的同学们大都已经搭车回到家里过寒假。父亲怕我行李太多，特地跑来县城接我。最终，我还是绞尽脑汁编了个理由把父亲支走了。因为在放寒假之前李智和我已经约好了要一起跑步回去。虽然我们是校运会五千米长跑的前两名，但从县城到我家那边足足有四十公里，而李智家就更要远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接受了他这个看似疯狂的提议。
翌日。凌晨四点的时候，李智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看着他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我只好悻悻地起身。收拾停当之后，我们悄悄地走下楼梯，生怕惊醒了房东。打开院门时，一股冷风扑面而来，吹得我直想打退堂鼓，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简单的热身之后，我们便在沉沉的夜色中出发了。
还没跑出县城的时候，路边还有零星几盏昏黄的大灯给我们指引方向。再后来，我们只能凭借着路面微弱的反光前行了。出了县城不久，天空中开始飘起毛毛细雨。很显然，我们为这次长跑准备得不够充分。他身上只穿着球衣和短裤，而我就多套了一件薄薄的羊毛衫。雨越下越大，我们才跑过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咬牙跑到了江村的时候，一辆从县城开往家乡方向的早班车在我们身后鸣笛，灯光穿过雨幕照亮了眼前的柏油马路，地面上盛开着一朵朵细小的水花。冰冷刺骨的雨水拍打着脸庞，我的双腿似乎早已麻木，只是在机械地迈着艰难的步子。我想要放弃，转过身来正要招手，李智一把拦住了我。他说，我们身上哪有两张车票的钱。想来也是，即便那会儿搭上了车，浑身湿漉漉的我们还是说不定会冻出什么毛病来，不如继续跑吧，至少还能动。
过了鹅湖镇，天边开始有了一抹亮色，远山的线条也变得清晰。再过了一会儿，雨渐渐停了。下坡的时候，他被脚下的枯枝吓了一跳，以为那是一条冻僵的蛇。我抬起脚像踢球一样踢走了那杆枯枝，它旋转着飞向了路边的稻田，带起了几片半湿的树叶。林间的飞鸟被我们的喊叫声惊起，拍打着翅膀极速掠过惨白的天空，只留下清脆鸣叫声在山谷间回荡。
看见永平大桥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六点多了，早起的人们已经开始新一天的忙碌。我的上衣紧紧地贴着前胸，那潮湿的感觉让人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看着冒着热气的早点摊，我边跑边和李智商量，要不要停下来找个地方歇歇脚吧。走到一间刚刚卸下门板的杂货铺，他说要打电话给他暗恋的对象。哆嗦着拿起话筒时，才发现手指完全不听使唤。我在旁边也哆嗦着，只有眼睛和嘴巴还能正常地自由活动。于是，拨号的事只好请店主代劳。然而那姑娘还没起床，他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们只好转而求助另一个同学，父母在永平镇经营鱼塘的杨俊。门开了，但杨俊不在这边。他的父亲披着一件大衣站在棚屋里，诧异地打量着衣着单薄的我们。问清原委后，他笑着说道，你们两个真是吃得太饱。我们只能尴尬地赔笑。
换上干净的衣服，我们赶紧钻进被窝里暖和暖和。不小心碰到对方身体，我们都下意识地立马缩了回去。这时候我们是两块冰冷的铁板。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道，你下面还有没有感觉。我摇了摇头说，不会冻坏了吧。转头相视一笑，我们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已是中午，杨俊的父亲从街上给我们带回来两碗汤粉，他招呼我们吃东西，还不忘记叮嘱我们下午一定搭车回去，然后在桌上留下二十块钱就出去忙活了。吃完饭，我们揣着车票钱在路边搭上三轮车，各自回家。
故事讲完，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到了东山头。我指着坡下不远处的一片亮光说，那边就是我家了，干脆再多走几步吧。她愉快地答应了。但我心里忽然开始忐忑起来，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往家里边领过一个女孩。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走着，试图避开所有熟人的目光。
快桥头的时候，我看见一户人家里大门敞开，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摆放着一口红色的棺木，应该是有老人走了。外面坐了一群人，正在大声地闲谈着。我示意她别看快走，但后边还是有人喊住了我。几句寒暄之后，我和她快步离开了。
我家的大门紧闭着，父母应该是被亲戚叫去镇上了，因为走到半道儿的时候我看到了舅舅新买的小车。我双手插在口袋里耸了耸肩说，要不我们回镇上吧。她站在空地里环顾四周，问起我家门前的这几棵树是谁种的。我摇了摇头。
树叶都已经掉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枝桠。其实离乡背井的这些年来，我也只见过一次它们枝繁叶茂的样子。
那年夏天外婆去世后，我回了一趟老家。一天下午，我在镇上的农技站遇到了下乡调研的高中的老同学——三平。他拉我到在站里泡茶聊天，还是像以前那样的嬉皮笑脸。我吐了一口烟感叹道，一晃这么多年，你看我的河口腔都没有了。他哈哈一笑，眼神仿佛回到了那个复读的年代。农技站外面，有几个小孩在嬉戏打闹。我提议去外面走走。于是，我们就从镇上一直走到了七八里外我的家。
三平以前就是个碎嘴子，经常拉着我从晚自习一直聊到深夜。我高三那年，他以复读生的身份插到隔壁班。后来，我复读了三年，他也就陪了我三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杭州。后来女朋友没了，工作也丢了，于是我经常躲在彭埠镇的一家网吧里玩魔兽世界。一天，他发来消息说，那个谁谁谁漂洋过海去美国了，读的是哈佛，你小子当年眼光不错啊。我怔了一会，没有搭理他。再来后，我们很少有联系。重逢的那天，我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曾经要好的同学，喜欢过的姑娘……从他口中我得知了很多人的近况。我跟他提起了我们曾经的理想，还有一个伴随我多年的梦。
一口深深的枯井把我牢牢困住，我绝望地大声呼喊，可是没有人听得见。喊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我睡着了。然后眼前出现了一片秋收后的稻田，一捆捆禾杆在稻田里立着躺着，像一群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孩子。我的双腿陷进表层已经干裂的泥土中，无论怎么使劲儿都拔不出来，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只我小时候埋在田埂上的剥了皮的青蛙。忽然，一阵阵雄浑的鼓声灌进了我的耳朵，包裹起我的大脑在头颅里不停地跳动。又好像听见有个声音，轻轻地念起那段我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文字：“我要去一个冬天有雪、春天有雨、秋天有红叶的地方，在那里学习、生活和恋爱，看自己想看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没边没际地思想”。醒来之后，我怀疑自己是疯了。我跑到书店，找来心理学的书，想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当我枯坐在廉价的出租房里，望着窗外的铁栅栏时，忽然好想用心去爱一个人。我不想孤独地死去。后来的日子，依旧过得浑浑噩噩。我看不到一丝希望。我决定放弃了，开始没日没夜地打电脑游戏。当身体累到极点的时候，那个困扰我很久的梦还是会不约而至。我明白了，过去那个渺茫的目标已经变成我心里沉重的负担。
三平听了，也慨叹起来。我们在阵雨中走回了农技站。然后他把我送到外婆家。挥手作别后，他开着车子慢慢地驶向了通往县城的新马路。
回去的时候，只要远处有烟花绽放，她就会驻足遥望。而我，只能静静地站在她的身旁追随她的目光。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是我的心却一直安静不下来。我好像又想起那个困扰自己多年的梦境。我们走走停停，心不在焉地聊着。
回到了镇子里，我们在纪念塔旁边的大排档吃了点宵夜。分手的时候，她忽然又问起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好谢谢她陪我走了那么远的路。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
正月初七的早上，我乘汽车返回工作的城市。在车里坐定之后，我发现窗外的稻田里，油菜花开得正是旺盛。车子转弯的时候，白色的窗帘滑过来，挡住了我的视线。我伸出手去，扯了一扯，像是在掀开盖在一块巨大的烙饼上面的纱布。汽车载着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疾驰。钻进长长的隧道后，我又看见一只只小黄灯，就像那一段段无法再次经历的往事，飞快地跑到脑后去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满心欢喜。
201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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