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的梦往往是微小简单可笑的，但又如此单纯真挚。
年少时的我所愿意的就是，跟小伙伴一起玩耍，有父母陪着自己去集市上卖各种好吃的，糖葫芦，粽子，烧饼，娃哈哈；年少的我，突然在一瞬间感到“我”的存在，就在那跃身一跳的时刻，我不在是整天依附于母亲的小孩子；年少的我，是如此的早熟，相信自己已经具备爱人的能力，那是一个扎着马尾巴，说话温柔，常有微笑的姑娘，如今她是否已身许他人；年少的我害怕老师的责怪，对检查作业总是担惊受怕，于是早早地写好等待检阅。
到了青春期，不免渴望“爱”,尤其是异性的爱。这种朦胧美好的情感，就像一朵美丽的花一样，虽然灿烂夺目，总归短暂。盼望着一个人能陪伴自己看花开花落、风吹雨打、沧海桑田。然而完美恋人的获得似乎困难重重，常常不能一蹴而就。失恋了，就是一番苦痛挣扎。因为其初，所以情动于衷，所以全情投入，但却也因为其初，所以手足无措，所以茫然无助。
慢慢长大，才知道世界如此之大，人又何其复杂。多少的风景，想来此生无缘一观，多少的奇迹只停留于短短数秒的新闻中，多少的姑娘自顾自地开放、凋谢，多少人的悲伤离合都随时间而烟消云散，多少的光荣与伪善被一次次传颂。认知了世界，才知晓梦想实现的边界。
问过许多朋友，当提及梦想是什么的时候，多数人无奈一笑，回答道，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或者说没有梦想，只想过好眼下的生活。确实，大多数人还提什么梦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年轻人而言。谈什么梦想，能够衣食无忧，家人安康，已经就很难得了。说到底，生活很平凡，梦想很伟大，这样的逆差，有机会改变吗？
年幼时，我有个单纯简单的梦想，就是住在桃花源，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不用每天上学，不用和陌生人交际。在一个小小的熟人世界里，无忧无虑，该是多幸福的事！后来，我发现幼时的我竟有跟中国知识分子类似的想法。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一次过于新年梦想的征集。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征集他们的新年梦想。《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尽管这些“梦”千奇百怪，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
从征集来的答案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一个“大同世界”梦。人们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而对渐进的社会改革，对点点滴滴的进步向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但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还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人民梦想着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民大众。就像王小波的《救世情节与白日梦》描述的那样，在那个混乱年代，人们往往豪语冲天，要解放全世界，解救其他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民大众。但人们的救世宣言是真的吗？还只是过过嘴瘾。事实证明，那不过是虚假的浪漫，是一场对于世界的意淫。人们自吹自擂，追求者阿Q式的自我满足，妄自狂想。那种梦想与精神错乱的狂想无异。
这两种梦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梦想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然梦想也因人而异，有大小之分。梦想是人生活的不竭动力，行为的内驱力。在你疲惫痛苦、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是梦想让你有坚持下去的动力。在琐碎的生活中，梦想让你知道你在为什么而奋斗。是梦想，给了你人生的方向，让你区别于众人。
岳飞、辛弃疾这样的英雄的梦想是驱逐北方的少数民族，恢复中华版图；爱因斯坦、比尔盖茨这样的科学家是想让科技造福人类；托尔斯泰、鲁迅等一类的文学家，是想让文学改造人类的灵魂，助其向上向善。
所以，朋友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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