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湖南湘乡县一个殷实的耕读家庭里，已经落榜6次的曾国藩终于考中了秀才，后又顺利考中了举人、进士，并于30岁那一年（1840年）入京做官。
在京为官10年，曾国藩升官七次，连跃十级，创造了道光朝的纪录。但因为清朝奉行“薄俸制”，京官的开销又相当大，所以曾国藩除了读书深造和广泛社交外，还欠下一身债务，几十年后才还清。
1853年，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奉旨帮办湖南团练，却因遭地方官排挤而远走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建湘军。此后十余年，曾国藩的人生几度大起大落，甚至还因兵败投水自杀两次，直至54岁那一年，湘军终于攻克南京，平定了太平天国。
花甲之年，曾国藩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受形势所迫接受了一系列屈辱要求，被百姓视为“卖国贼”，此事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872年，他在病故之前为国家办完了最后一件大事——领衔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促请落实“派遣留学生一事”，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
曾国藩被推崇为“第一完人”。
从乡下学童到“晚清名臣之首”，入仕32年，他给当今普通人上了5堂人生逆袭课。
逆袭第一课：读书交友，开阔眼界
刚进京做官时，30岁的曾国藩还是一个典型的“土包子”。
翰林院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精英，其中不乏气质儒雅、谈吐脱俗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但曾家世代没有真正的读书人，而他以前读的也都是应付考试的八股文，此外不仅穿着打扮土里土气，就连口音也是难懂的湘乡土话。
彼时的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卑中，他想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立志“学做圣人”。
此志已立，曾国藩把“大目标”拆解成了小任务，也就是每一天的日课。其中就包括了每天读经、读史，而且不读完这一本，绝不读下一本。并且把交朋友当做人生头等大事，通过结识很多高质量的朋友，来拓宽自己的视野。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读过哪些书，见了哪些人，所思所想全都在日记里复盘。为了帮助自己提升，他还定期把日记本交给朋友们传阅，请他们做批注，监督自己改掉陋习。
普通人如何完成逆袭的第一课？
这让我联想到杨绛先生的一句话：“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这句话源自她给晚辈读者的一封回信。
来信的年轻人洋洋洒洒写了好长一封信，里面表达了太多自己的人生困惑。
杨先生的回复是什么意思呢？
想要改变，甚至逆袭，仅仅停留在“想”是没有用的。不如去读书、交友，把对外界目标的追逐落实在自身的每一步提升上。
逆袭第二课：顺时成事，逆境修身
京官期间，尽管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堪忧，但这段人生中难得的清闲时光，却成了他官场升迁最快、最顺的光景。
顺境期间，曾国藩为官尽职尽责，绝无其他翰林官员身上眼高手低的毛病，也因此颇得道光皇帝的赏识。他广泛结交师友，潜心治学，不仅提高了自己在士林中的声望，还为离京后的发展打牢了基础。
然而，晚清时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曾国藩工作虽然卖力，但却不懂“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的道理。因此，在新帝继位后，为官愣头愣脑的曾国藩先是激怒了咸丰，后又在协办团练时得罪了长沙官员，遇上兵痞闹事，还吃了个哑巴亏。
湘军创办之后，曾国藩遭遇的最大逆境当属47岁时，被咸丰帝解除兵权，在家蛰居两年。
当时正是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他眼见自己曾经的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而自己作为湘军的“创始人”，竟然遭到朝廷如此冷落，更受尽了地方官员的嘲讽与白眼。
身处如此逆境，学做圣人十几年的曾国藩挺不住了。
刚开始，他天天生闷气，动不动就骂弟弟、骂弟媳。后来，因从老庄著作中受到启发，开始反思自己在官场上处处碰壁所折射出的性格缺陷。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当一个人行事处处难达预期时，就应该好好反思自身原因，从内在找答案。
经过居家两年的大彻大悟，曾国藩的性格发生了质的改变，从过去的直来直去，转换到和气、谦虚、周到。
人生在世几十年，想要做成大事，逆商尤为重要。
马云有句名言：今天很痛苦，明天会更痛苦，后天很美好，但是我们都死在了明天的晚上。
“死”在成功前一夜的人，多是败在了心态上。因此，逢逆境时不如学一学曾国藩，琢磨他那一句“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逆袭第三课：笨拙处事，圆滑为人
曾国藩心恒、性韧，每遇重大挫折，都能在羞辱和落寞之后深刻反思，及时调整自己的处事方式，积蓄力量，等待下一个翻身的机遇。
蛰居两年后，曾国藩在老部下胡林翼的举荐下二次出山。
这一回，他改变了往日拙直为官的风格，不仅学会了对皇帝打太极，还学会了与同僚们“同流合污”，大力保举部下，将朝廷名器当作自己的私恩。
但为人风格圆滑，甚至“油腻”，只不过是曾国藩成大事的一层糖衣。在做事方面，他仍然秉持“拙诚”的风格，不取巧，不图快，喜欢下“笨功夫”。在围守安庆、攻克南京时，湘军的战术一直是“结硬寨、打呆仗”，推动战争的速度以“年”为单位计算。
每一场打仗之前，他都会花费极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的种种细节，直到把每一个环节都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定。
著名经济学家薛兆丰说：我们常常高估了一年能做的事，而低估了十年所能做的事。
互联网时代，我们被太多“崛起的00后”和“一夜暴富的90后”挑动神经，总觉得自己成长得太慢，成功来的太晚。
心浮气躁，带来的是为人利益至上，处事投机取巧。
然而，你只看到别人的秋天丰收，却从未留心他们在春天播种，在夏天灌溉。
“一夜成名”多是舆论的捧杀，稳扎稳打才是人间常态。
寒门出贵子并非不可能，只不过普通人逆袭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下笨功夫”，踏踏实实地走好成长的每一小步。
逆袭第四课：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甚至是改变时代的格局，仅凭一己之力绝无可能。
因此，曾国藩在一生中除了自身学做圣人之外，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除了以身作则塑造门生的心性外，还照顾到了下属的世俗利益。
湘军创立之初，他吸纳并成就了大批读书人做军官，像是罗泽南、胡林翼、李续宾、彭玉麟等人。
即便是自身难保时，曾国藩也会着眼于大局，秉持成就他人的想法，尽可能提携门生和部下。例如在九江与太平军对峙时，他明明自身军事告急，却不顾个人安危，挑了六千精兵赴武汉战场，助胡林翼成就功名。
功名利禄这四个字，能看破的人实在很少。在这方面，曾国藩也做到了“知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留天真”，在有底线的前提下，极大程度满足了他人世俗的需求，这才发挥出了自己和湘军的最大作用。
曾国藩离世后，他的幕僚和门生都为之震动，悲痛欲绝。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曾死后的每一年正月初一，必定会早起，在拜天、孔子和祖先后，拜谒曾国藩的遗像。
一个独善其身的人，很难受到这样的礼遇，也很难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把“积善行，思利他”写进六项精进准则里，其中的“利他”，就与曾国藩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异曲同工。
说的现实一点，普通人想要逆袭，紧紧抓着自己的利益不放，这是很难成功的。成大事者，需要有大的影响力，而提升影响力的首要原则就是“互惠”，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内，尽可能帮助他人。
人生难以一帆风顺，曾国藩二次出山，靠的就是老部下胡林翼的多次举荐。赤诚待人，才会换来他人的诚心相待。
利他，就是最高境界的利己。
逆袭第五课：长期主义，精进一生
读书也好，做事也罢，想要靠这些行动来实现逆袭，都离不开一种底层价值观——长期主义。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不论是个人修身养性，还是率领湘军战胜太平天国，抑或是培养人才，完善国家体制，始终离不开一个“恒”字。
以他为首的长期主义者，做事往往有两大特点：
一是今日事今日做，极少拖延，但也不会提前完成明日之事；
二是笃信量变能引起质变，无论是完善性格，还是成就事业。
我见过很多人，一直都很努力，但却很少做出成绩。仔细研究一番，发现他们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长期主义。
长期主义，没有方向的闷头努力，更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在每件事情上都洒一点注意力。
真正的长期主义者，对于为人处世有自己坚守的原则，像是曾国藩信奉“拙诚”、稻盛和夫坚守“六项精进”。而不是今天看到方法A可行，就盲目跟风；明天看到Plan B管用，又不假思索地转身。
长期主义者精进一生，靠的是“恒”，更要靠“定”。而“定”不是从来不变，而是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一个固定的方向上，不轻易做出改变。
正确的长期主义价值观，复利效应便能让我们超越变化，接受动荡。
1872年，巨星陨落。
曾国藩一生健康状况不佳，但却勤奋有恒，临终前几日依然在读书、会友、办公。
在《曾国藩传》的序言里，作者张宏杰总结：
“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
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
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150年前，这个普通人的以其超强的恒心和意志力，完成了人生的逆袭，甚至获得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位偶像”的美誉。
而今的我们，或许难以达到他这般的成绩，但我们至少可以仿效他的努力，实现我们个人的人生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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