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初，张作霖为首的奉军全线收缩，撤回山海关。北伐军则乘胜前进，迅速占领北京，并将改名为“北平”，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京政府宣布终结。只要再解决盘踞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就可以完成全国统一，使北洋军阀彻底成为历史。
不久，接替父亲张作霖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表示愿意服从三民主义，在东北全境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很快这一消息就在东北地区引起轩然大波，虽然这一利国利民之举得到了东北各阶层群众的拥护，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直鲁联军、士官派和日本人。
与北伐军联手解决直鲁联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属奉系军阀杂牌的张宗昌、褚玉璞两支部队作战极其英勇，一路冲杀在前，迅速抢占了直隶（今河北省）、山东、苏北和上海等地盘，后来张、褚二人分别被委任为山东督办和直隶督办，部队也合编为直鲁联军。1926年北伐开始后，直鲁联军节节败退，最后仅剩5万残兵退到河北东部，充当奉军阻挡北伐军的第一道防线。
作为奉系中的杂牌，张宗昌、褚玉璞等人深知，张学良统治下的东北地区根本没有其容身之处，要想东山再起就必须夺回山东和直隶地盘，为此他们坚决反对东北易帜、与北伐军和解。张学良也深知这些地方诸侯不服管教，遂与北伐军白崇禧部合作，于9月中旬发动滦河会战，将残余的直鲁联军全部包围缴械，张宗昌、褚玉璞率少数心腹逃往大连，托庇于日本人的保护。
以理服人说服士官派
在奉系内部的反对派中，杨宇霆无疑是最有分量的一个。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奉系“士官派”的首领，从民国初年开始其就在张作霖身边担任参谋长、智囊，在奉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后，东三省联合会举荐的3位继承人中，杨宇霆也名列其中。
但客观的说，此番杨宇霆一派反对东北易帜并非故意唱对台戏，而是认为“不换旗，可以举足轻重，战守自如，主动在我;换了旗，就得听命于蒋介石，进退失据”。因此，其建议暂时闭关自守，静观其变。对于杨宇霆等人的观点，张学良据理力争，表示:日本势力遍布关外，如果不能联合南京国民政府，既不能保持自主，又要背上卖国骂名。当前，国民政府在关外并无实力，东北易帜后仍能保留独立地位。经过再三解释，杨宇霆等人不再公开反对。
以国民政府对抗日本人
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东北易帜这样一件彻头彻尾的内政问题，最大的阻力竟然来自日本人。日本方面得知东北即将易帜的消息后，立即安排其驻奉点总领事林久治郎出面，向张学良表示日方坚决反对的立场。8月6日奉系为张作霖发丧，日本政府派出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前来吊丧，不但转交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表示坚决反对的亲笔信，还公然发出了战争威胁，表示“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行行动。”
面对日本人赤裸裸的威胁，张学良没有直接回击，而是耍起了太极，将压力转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那里。10月10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几天后，又发一电：“惜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总期实践前约，昭示国人。”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东北迟迟不能易帜，都是因为日本阻挠。
为了对抗来自日本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请英、美等国进行斡旋，逼迫日本人让步。11月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终于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至此，东北易帜的主要障碍被扫清，1928年12月29日，东北全境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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