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东北易帜的经过及其重要意义
清凉山人
说起张学良东北易帜，就不得不说日本与东三省的关系，不得不说日俄战争。不得不说中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头说起。
一、日俄争夺的东北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疯狂地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进行重新分割。中国是各列强掠夺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此期间，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东北方向，俄国妄图并吞整个东北地区，并且在沿海寻觅常年不冻港。尼古拉二世公然声称：“俄国无疑必须领有终年通行无阻的港口，此一港口应在大陆上（朝鲜东南部），并且必须与我们以前领有的地带相连。”
1894年7月，日本在美英帝国主义怂恿下，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军队。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割让与日本，这同俄国图谋独占我整个东北的侵略计划水火不相容。俄国统治不惜以武力强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中国就会把俄国当作“救星”，从而依附于沙俄。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
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沙皇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伙同德法两国，共同对日干涉。演出了一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当时日本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一时无力进行新的战争，在三国压力下，被迫“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领有”（实际上是清政府以白银3000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这样，俄国就成了战胜国的战胜国。1896年，沙俄以联合德、法干涉日本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段（中东铁路）的建筑权。这条铁路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了这条铁路，俄国就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1898年3月，沙俄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从哈尔滨经宽城子（今长春）、奉天（今沈阳）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筑路权。通过筑路，沙俄得以派遣各种人员，搜集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同时，又以“护路”为名，向铁路沿线派遣了六千余名武装“护路队”。此外，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沙俄在抢修中东铁路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河航运、公路交通以及外海通路。东北三省的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的航运，几乎均被沙俄所垄断。
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朝政府把中国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即把这块租借地划为俄国的一个州，俄国人称为“关东州”。
1900年，俄国利用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岌岌可危之机，武装进犯中国东北三省。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后，沙俄政府一面积极参预与英、法、德、美等国共同制裁和宰割中国的议和谈判，一面谋求与清廷及东北地方政府单独会谈，订立秘密协定，以实现永久霸占东北三省的野心。 闰八月十四日，被俄军软禁在新民厅的盛京将军增棋再次向俄国提出谈判请求，于十八日派革职道员周冕等人前往盛京，与阿列克谢耶夫谈判。九月十八日，周冕与俄方代表草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盛京将军名义上仍是该省最高长官，但已无军政实权，俄国在盛京(沈阳)设立总管一人，对该省实行有效统治；盛京原有中国军队全部解散，武器和军事设施全部收缴或拆毁；沙俄有权随时动用武力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实质上已把该省置于俄国直接殖民统治下。二十二日，沙俄又拟订《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表面上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保留中国在该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但实际上却要把《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殖民统治方式扩展至整个东北地区，将东北三省变为沙俄的殖民地。十月初九，沙俄政府威逼增祺在《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用印画押。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持续1年零5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根据双方所缔结之“朴茨茅斯条约之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湾及附近领土领水租借权，与关联租借权”及组成的“一切特权”，以及租借地“效力所及地之一切公共房屋财产”，“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一切支线……无条件让与日本”。由于攫取了俄国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日本在亚洲大陆获得了殖民地。
日俄战争是由于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在我国东北的利益进行的战争。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听任日俄两国铁蹄践踏我东北锦绣河山。宣布所谓“中立”。按照国际法，中立国应该拒绝交战国军队进入它的国土。而清政府完全没有这样的能力。当然只能听任人家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交战。
1905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在辽阳成立了关东军督府，由陆军大奖大岛义昌任总督，都督府内设陆军部。1907年开始，日本在“关东州”驻扎有1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大队的兵力。1919年4月12日，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以原陆军部为基础，另组成了关东军司令部，实行军政分治：关东厅为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则为最高军事机关。
二、张作霖的兴起：
1、张作霖早年投身绿林。1902年被官府收编。武昌起义后，仍效忠清廷，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打击革命力量。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第27师师长，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袁称帝，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直奉战争失败后撤回关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三省“独立”、“自治”。1924年9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占据山东，一度扩展到苏、皖，直至上海。他联合吴佩孚、阎锡山、张宗昌等，合力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重占天津、北京。1926年，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封闭进步报馆，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27年6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称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企图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1928年初，蒋介石统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路军北上，直逼京、津。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于5月30日下总退却令。因慑于东北人民的反日浪潮，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未予全部承诺，而激怒日本军方，6月4日清晨，张乘车由北京回奉天经过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附近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逝世。
2、张作霖与日本
从1911年11月到1919年8月，即张作霖崛起到统一东三省，张的对外基调是以亲日、争取日援以图自固。张欲做“东北王”的心情迫切，困难重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援帮助他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张作霖在东北崛起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急剧发展的年代。他要想称霸东北，就需要日本或明或暗的支持。日本经过分析研究，也认为其欲扩展东北势力，必须全力扶持张作霖，才能实现其在华利益。寺内正毅上台组阁时，张曾委托其日籍顾问菊池武夫转达亲日立场：“我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
张作霖借助日本力量，大肆扩展军备，开始了与直、皖等北洋实力派的角逐。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源，使其一方面取代皖系角色，成为日本在华代言人；另一方面，其势力也由东三省向京津扩展。张作霖入关不久，与日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原以为支持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其一定顺从日本，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满蒙悬案”。张作霖则认为稳掌北京政权，仅靠日本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取得更多国家支持。所以，张作霖采取“以夷制夷” 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日本，以减轻日本压力。1924年，张作霖不顾日本反对，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先后以自行筹款方式，建筑了奉海、吉海、打通等路，还准备建筑葫芦岛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连接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东北财富的掠夺。这一作法，无疑是张作霖试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
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使出了他们惯用的伎俩，冒险杀人。
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
[if !supportLists]三、[endif]张学良执掌东北大权
张作霖死后，围绕继承人问题，东北军各派虽然各有盘算，但最后，在张作相和许多东北军将领支持下，1928年7月3日，年仅29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此前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山东和平津一带。对于东三省，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期间，国民政府曾派孔繁蔚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28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奉方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会议，提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一)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接受改编;(三)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当时，谈判虽未立竿见影，但却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随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等已和平接收京、津;六月二十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七月十九日，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也宣布易帜，服从三民主义。至此，山海关内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仅东北三省仍挂五色旗。
当时奉军约四十余万人，蒋介石等四个集团军共六十七个军又九个师，号称一百万，兵力占优势。冯玉祥、李宗仁便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但是，蒋介石怕兵出山海关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因而持反对态度。
至于张学良，他历来反对内战，主张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国家统一;再者，当时张学良对北伐军相当佩服，认为它不但战斗力强，而且有一套为奉军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由于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学良片面地把经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而发动北伐战争的功绩，全都记在蒋介石身上，从而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对易帜、实行三民主义皆毫无异议，但有四个问题须亟待解决，即外交方面、党务方面、政治分会问题及暂停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妥善处理好诸问题后，他初步计划于七月二十一日易帜。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十八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要求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答称:"皇姑屯炸弹已将张作霖专车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次日，林久治郎再访张学良，向张学良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信件，信中再次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履行所谓"日张密约"。
张学良对日本的警告极为不满，但同时又感受到威胁。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他决定推迟易帜日期。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现奉垣形势，我兄定悉。"
8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奉天，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会谈，表示支持东北"易帜"。马慕瑞来奉，引起了日方警觉。随后，美国又派著名记者端纳到奉天，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满洲是中国的，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
对东北易帜，蒋介石已急不可耐，他与张学良电文往还不绝，不断催促道:“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
原来，十月八日，国民党一百七十三次中常会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选出国府委员十六人，其中有张学良。因为有人对选张学良不满，蒋介石便解释说:“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和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
12月14日，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就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易帜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有张学良坚持非办不可，说：“完成统一事大，外人威胁事小。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蒋介石电示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24日，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唯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电文还说明了旗式的尺寸。26日，奉天省长致电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各县知事，通知29日易帜一事，强调要绝对保密。
1928年12月29日，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身着深黄色中山服，监誓委员方本仁身穿长袍短褂，在融融军乐声中，众人先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方本仁恭读遗嘱后，即就监誓员位，授印于东北正副司令及东北各委员各厅长，复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及奉吉黑热四省府主席以次各委员举右手恭诵誓词。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奉天省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国民政府也致电张学良对其易帜通电表示嘉慰，并谓:“完成统一，捍卫边疆，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在奉天省府大礼堂里举行了东北易帜典礼，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唯日本领事未到。事先秘密制就的几万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奉天城内迎风飘扬，红黄蓝白黑五色旗降了下来，各机关、学校、商店、住宅都悬挂了国旗，还有以一百人为一队的若干士兵队，每人手执一面国旗，在城内巡弋。至此，东三省各地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国民政府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从此，在东三省各地，降下了民国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东北易帜的重要意义
张学良受命于危难之时，集国难家仇、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军政形势十分险恶。日本要他实行“自治”，扬言如蔑视日本警告，日本将自由行动;南京国民革命军则敦促他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由于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全国各地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五色旗。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宣布这一消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此文参考网上部分资料和中国近代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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