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写作手法
普鲁斯特从法朗士、欧内斯特·勒南、巴尔扎克那里发展和丰富了自己的写作手法。
“法朗士的句子富有旋律感，古典，简洁，让目光投向过去，即他挚爱的十八世纪。普鲁斯特的句子则指向无人知晓的未来，致力于他的导师不再追求的集大成，从而为我们的思维和语法赋予了新的希望。”
特别是勒南，他的三种独立于具体内容之外的特质，至关重要且对普鲁斯特形成深远的影响。
其一是富有音乐性的句子，勒南的句子通常是长句，而且他擅用形象，特别是与回忆有关的形象。
在《耶稣传》中，勒南这样描述上帝的国度：
“至于将来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妨想象一个与黑暗现实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高高在上的人成为卑微的人，劳苦大众生活在新的秩序之内。而现今的世界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好比稻田里稗草丛生，然而稗草终究要被除去。上帝的国度就像渔夫撒网一样，把各种水族都捞上来，然后拣取好的收在器皿里，把坏的随手一扔。上帝的国度就像混在芥菜种子堆里的树种，很难分辨出来，但当你把它种在地里，它会长成参天大树，天空中的飞鸟会在上面歇脚、筑巢。”
普鲁斯特将勒南的长句发展到令大多数读者难以忍受的地步，他没有勒南那么仁慈，你的思绪只要稍稍偏离一点就会开始感到不知所云，一旦不知所云你就会产生一种或者换一本书或者沉沉睡去的冲动。且看下面关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对比：
“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过于正派，因为贵族的缺点决不会使他们在永远不会接待资产阶级的地方无法受到极其优厚的接待。他们以为资产阶级知道这点，就在涉及他们的事情上装出纯朴的样子，并像是在贬低他们那些特别穷途潦倒的朋友，因此就造成误会。……这就是说，这两个世界对另一世界的看法都虚无缥缈，如同巴尔贝克海湾一边的海滩上的居民对另一边的海滩的看法一样：从里弗贝尔可依稀看到马古维尔这个高傲的城市，而里弗贝尔的人以为从马古维尔可看到他们的城市，实际上恰恰相反，里弗贝尔的大部分壮丽景色都无法从马古维尔看到。”
我省略了中间丰富的例子，仅仅第一句话就让我琢磨了两分钟才明白，贵族的缺点在于他们让自己在某些地方受到优厚的接待，这些地方永远不会接待资产阶级，他们有一种地位、荣誉的意识，而资产阶级对于门第、地位的看法则要宽容的多。作家为什么要让句子结构变得如此繁复，我只能理解为一方面生活就是如同原始雨林般盘根错节、生机盎然、阴晴不定，一方面不如此则无法反映出这种状态。《马太福音》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作家并不接纳所有的读者，如同读者也有选择的权利一样，但是使读者达到阅读“永生”体验的，往往是窄的门，小的路。
其二是勒南作为哲学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批评方法，他反对教条，摈弃成见，深入到表象之下探求规律，探求深层的、隐蔽的原因。
普鲁斯特的生活与我们并没有多少的不同，有朋友，有旅行，有病痛，有社交……区别在于大多数人生活在表象之中，作家能够深入到表象之下，寻找涌动的暗流。
传记中，作家亲密的朋友洛里斯没有邀请他出席婚礼，却糟糕的邀请费纳龙（他最终与之分手的朋友）当上了证婚人。这件事促使他想到有人以他为耻，他写信给洛里斯：“尽管如您所知，我对自己评价不高，但我认为自己还是‘拿得出手的’，也认识不少您的老相识，因此，我应当属于奥贝依夫人妙语所说的宜邀请之人，因为这些人不需要解释。”
作家从此类体验中生发出两个主题：其一是“是否收到邀请”——这个主题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因为它事关被某个迷人的圈子欣然接纳还是拒之门外，这个主题贯穿整部《盖尔芒特家那边》。其二是友情——浮泛的或不可能的友情——的哲学，一如他在小说中所阐释的友情。
身处所谓“单位”的朋友一定有切身体会，自己举办婚礼邀请哪些人，不请哪些人真让人头皮发麻，你不知道仅仅由于工作关系说过几句话是否就成为邀请的理由，有的人只要几句话就自认为你已经默认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有的人哪怕天天和你交谈也仍然生怕你以为婚丧嫁娶他必定会到场。这就像维尔帕里齐夫人的小圈子一样，你和被邀请的人需要同时认同处在一个看不见的小圈子里，如果有人不像你一样认同，他会黑着脸参加你的婚礼，而且会想办法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要求你的补偿。这种尴尬的程度即使想一想都会让人难以忍受，所以填写婚礼邀请函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也遥遥领先于其他事项。
其三是再现往昔的手法：普鲁斯特通过盖尔芒特一家或弗朗索瓦丝生动地再现了中世纪生活，与勒南把耶稣塑造成“年轻的犹太民主派”、“乡下人”、十九世纪同代人的手法如出一辙，而地处佩尔什丘陵边缘的贡布雷，正是勒南的布列塔尼。
在巴尔贝克，“我在旅馆里的生活闷闷不乐，因为我在那里没有朋友，而且还不舒畅，因为弗朗索瓦丝结交了许多朋友。这可能使人感到，这些人想必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实际上恰恰相反。……她那古老的法典告诉她，她对主人的朋友不必履行任何义务，她如有急事，可以把一位来看望我外婆的夫人打发走。但她对待自己的朋友，即她挑剔的友谊所接受的那些罕见的平民百姓，则用最细致周到和最完美无缺的礼仪来调节她的行动。……由此在我们日常生活方面产生的结果是，弗朗索瓦丝在她到达那天还不认识任何人，就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乱按铃，而且是在我外婆和我不敢按铃的时间，如果我们因此而对她稍加批评，她就回答道：‘为这事可付了相当多的钱’，仿佛这钱是她付的，现在，她已跟厨房里一位要人交了朋友，这在我们看来是能使我们生活过得舒适的吉兆，但如果我外婆或我感到脚冷，即使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弗朗索瓦丝也不敢按铃；她肯定地说，这时按铃会给别人留下不良印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只好重新升起炉子，或者仆人们的晚餐要受到打扰，会感到不高兴。她最后说出一个短语，虽然说的时候犹豫不决，但意思仍然十分清楚，就是说我们显然不对：‘事实是……’我们并未坚持要这样做，原因是怕她再用一个短语来说我们，而且说得变本加厉：‘这样已经不错了！………’因此，我们无法再要到热水，因为烧热水的男子是弗朗索瓦丝的朋友。”
“每个作家都必须创造自己的语言，就像每一个小提琴家都要奏出自己的‘音’。比如演奏同一个音符，在平庸的小提琴家奏出的音与蒂博奏出的音之间，有一个无穷小的差距， 但它是整个世界！”
承认并警惕这个区别也许应该成为某种阅读的前提。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序言中说，有人告诉他，孩子们读什么无关紧要，只要他在读书就行，不管他读的是哈利·波特还是斯蒂芬·金。老先生不同意，“因为学着去读《哈利·波特》会使你进而要去读斯蒂芬·金的小说”。这就好像在《植物大战僵尸》、《喜洋洋和灰太狼》、《斗罗大陆》这类文字中长大的孩子将越来越远离文学一样，仅仅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真正的文学，即“没有世界”和“整个世界”的差别。我那上初中的外甥女有一段迷恋东野圭吾的小说，我对作家没有偏见，也看过他的大多数作品，但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状态、懵懂而爱幻想年纪的女孩，《白夜行》毕竟过于阴暗、残酷，使人对生命充满一种无力感。我给她换了几本，克里斯蒂的侦探可能要稍好一点。
“捍卫法兰西语言的唯一方式，是向它发起攻击……它的统一性只能体现在被消弭的对立面之上，体现在一个稳定的外表之上，而这个稳定的外表隐藏着一个蓬勃向上、永不休止的生命。”普鲁斯特已经义无反顾地投入创作，他深深地感到， 需要发明一种新颖的语言，创造一种独一无二的句子，开拓一种别致而优美的语法，“因为只有那些能突出我们的选择、趣味、疑虑、欲望和弱点的东西，才可能是美的”。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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