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机敏者—杨照

杨照的讲座是《一个人的历史世界-司马迁与〈史记〉》。

杨照出场的扮相在文史圈里显得别致，衬衫卷袖，西裤束腰，透着理工男的干练。台型也很特立，不站启高的讲台，而是自降身段，以腰倚台，处于全场最低位。这也预示了他不同一般的开场白。杨照的开场是作为一个讲者对听众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表明讲者的立场。这让我想起陈引驰在《中国佛教文学》讲座的开场白，首先，表明自己不是佛学研究者，因为其不懂梵文。其次表明自己不信仰佛教。故其讲授的内容只是一个文学学者眼中的跟佛教有关的文学。这种立场的表明，对于听众期待和理解有很大好处，可以避免很多的歧待和歧义。杨照的开场白是讲座2小时连贯无休。无PPT，无提纲。站过讲台的人都知道，2小时的清口背后需要多大的积累。

《史记》五十三万字，一百三十篇。是正史二十四史之首，也是唯一一部私制史。作为台大历史系和哈佛东亚所科班出身的杨照，却用完全有别于历史的方法来读史记。

首先是两个抓手，同理心和想象力。这完全是读文学作品需要架起的心桥。杨照抓手的着力对象是作者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百三十篇是《太史公自序》，也是列传的第七十篇。很多学者建议读《史记》应从这最后一篇读起，了解完司马迁，再来看《史记》会更易理解。但杨照更深了一步，从《报任安书》开始，读懂司马迁，再循司马迁看整部《史记》。这就应了讲座的题，一个人的历史—司马迁的历史。读懂一个人，首先靠同理心。融境达人，有谅有恕，就可以超越文字，体味精神。其次是想象力。想象力实际是借人比己，把自己放到别人的境遇中去做拷问，其中的差异就是得悟。同理心与想象力不仅仅是阅读，更是参与创作，随着读者身份的改变，会带来更真切的理解与共鸣。如果写作是最高形式的社交，那这种结果不就是写作的最高期待吗？

其次是理解《史记》的三个层面。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点名了自己作书的三个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站在E. H. Carl的立场，没有主观史论的史学家无法著史。这跟太史公观点一致。另外作为坚定的儒家知识分子，“立言”是至高追求，也是立著的应有之意。但当司马迁承腐刑之辱，续家族之业，逞文笔之专，用一己之言，褒自己所喜，伐自己所厌，并期后世同感。这样的动机比照其境遇，应更为人所理解。

“通古今之变”。历史最迷人处也是最值得处，应在“变”。从变处才可以看得到因，也才着得到力，才能真正体现历史作为经验合集的合理性和应用性。

“究天人之际”。在杨照看来，这里的天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客观境遇，人则是个人主观可做的努力。西方哲学里面讲道德这个根本问题的时候，是把“天”剔除在外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人的自由意志里面谈善恶和道德。中国古语的“孝看心不看行。淫看行不看心。”也大抵是同一个道理。不知是我记错，还是确实如此，陈引驰老师在讲《史记》的时候，板书用的是“纠”。虽然一字之别，但境界两然。只有“究”得尽，才能“纠”得正。这应该是自由主义的最高境界了。

杨照讲《史记》。抓得住“机”。机枢关键一搭，轮廓逻辑毕现。所以两小时的清口张嘴而就。用得了“敏”。于文字可悯人，可通感，见识敏锐。是谓，机敏者杨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