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最核心的三个事：为什么写、写给谁看、怎样写。只有先解决"道"，然后才能谈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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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的问题应该一直揣在作者的怀里，时时刻刻思谋它，让它成为你写作的不竭动力。
1889年，托尔斯泰61岁，已经出版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享誉世界，可以说功成名就。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陷入危机。他看到贵族阶层已经堕落到了极点，民众受苦，地主贪婪，朝廷却文恬武嬉，对此他充满了痛苦和愤恨，但又很无力，他一度甚至想以自杀离开这个丑恶的社会。
1889年他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件：一位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妈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当了妓女，被平白指控为谋财害命，受到审判，恰好这个青年是审判法庭上的陪审员，他认出了这个妓女就是当年他引诱的婢女，于是他良心发现，开始为婢女上诉。
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托尔斯泰开始写作《复活》。他最初的打算只是写一个道德劝诫故事。但是，当他写完这篇小说之后，并不满意，他认为这部小说虽然写出了贵族社会的虚伪和无耻，但是没有触及到社会的更深层，没有纾解他多年的困惑和痛苦。
于是托尔斯泰对《复活》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扩充和修改。他将一个中篇改造成了对全俄罗斯从皇宫大臣到基层官吏，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从农民到贵族再到革命党等阶层的全息透视、全方位探察的长篇巨制。经历了前后六稿，1899年《复活》完稿。
通过写这部小说，他把俄国社会的情况一览无余地展示给读者，他要读者看到俄罗斯的贵族是高尚还是卑鄙，俄罗斯的农民贫穷和堕落的根源在哪里，他更要揭示造成社会极端不公的司法腐败制度已经烂到了什么程度。
《复活》给世界文学带来巨大艺术震撼力，不只是他的内容和主题，还在于它的写法超凡脱俗。全书三卷五十万字，虽然篇幅较长，场面和人物众多，但是小说的结构却非常巧妙：全书始终围绕玛丝洛娃谋杀案的审判、上诉、是否重审、能否改判等一些列问题展开，读者跟着聂赫留朵夫一路去莫斯科、彼得堡、西伯利亚，在法庭、高官宅邸、舞会现场、流放路途、政治犯监狱等场景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单线推进却不显得小说单薄，故事曲折却线索清晰，这种结构形式为后来许多小说家所借鉴。
2
给谁看的问题直接决定了你的小说的生死。没人看，读者对你的作品不感兴趣，你的小说还没出生就被判了死刑。
1925年，海明威毅然辞去新闻记者的工作，关起门来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这次他的心目中有了潜在读者，那就是大都市精英阶层和来自底层的城市青年。他把自己在巴黎遇到过得真人真事全部写进了小说里。而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他亲身经历过的风流韵事。一位美貌、放荡、同时追求好几位年轻男子做她情人的贵妇被海明威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而他的写法又是那么不俗：机警、简洁又热情四溢。他对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追求肉体刺激的本性与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氛围结合起来，既批判又怜惜，既肯定又否定，既强烈吸引又充满反讽厌弃，这种写作风格恰好迎合了许多读者的口味。
他那种雅俗共赏的散文风格为他守住了阵地。精英阶层的批评家接受它，认为它令人信服地展现了战后的焦虑，预示着文学新风格的到来。另一方面，正如海明威希望的，书中所有关于光鲜亮丽的上层社会、性和酒的内容，也成功地引诱了不那么精英的读者。似乎一夜之间，海明威就从一个有潜力的新手变为一个呼风唤雨的重磅作家。
海明威的成功得益于他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他对读者市场的认识：他知道他的小说写给谁看。
3
怎样写的问题是前面两个问题的自然延续，作者心中笃定自己为什么写，知道为谁写之后，必然清楚自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写作方式。
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坛最热闹的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文学界谈论最多的是现代派和小说革新。小说界的口号是：写什么不重要，怎样写才是根本。大家比赛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方法：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从黑色幽默到荒诞派小说，什么表现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等各种思潮此起彼伏。
路遥在写作的过程中自然感到很有压力，因为他的写作方式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但是，路遥毕竟是有经验的作家，他没有为这些浮云一般的洋概念和走马灯一样的时髦货所迷惑，而是踏踏实实写他的长篇小说。
他写作的目的非常清晰，那就是忠实记录陕北这块土地上为之耕耘为之奋斗的一代代人的痛苦和喜悦，挣扎和拼搏。而他的读者是广大的普通人群和平凡的人们，而不是少数精英人士，更不是批评家、学者。
果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完后，路遥想在《当代》杂志社发表，但是却被青年编辑周昌义果断退稿：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
对路遥而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受到冷遇是在预料之中的。他很快振作起来，集中精力写作第二部和第三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播送了这部长篇，引来全国亿万听众和读者的注意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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