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历史（目录）
蒙古帝国
蒙古高原环境干燥，狂风肆虐，冬日严寒，其自然环境之恶劣与阿拉伯半岛不相上下。
13世纪，伊斯兰商人进军蒙古高原，开始了与蒙古游牧民族的商业交易。蒙古人从伊斯兰商人那里了解了世界的变化，继而接连征服了因土耳其人的商业进军而处于混乱状态下的伊斯兰世界、森林之国俄国和中国，最终建立了支配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的超级帝国——蒙古帝国。
横亘东西8000千米的大草原是在欧亚大陆的脊梁，骑在马背上便可以一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蒙古帝国正是得益于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最近“地缘政治学”这门学问非常热门，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蒙古帝国的成立便非常好理解了。
成吉思汗年幼时父亲便被毒杀，经历了苦难的人生，终于在1206年以45岁的年龄统一了蒙古高原。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各部落自立性极强，会在不定期召开的部落族长的集会（忽里勒台大会）上选出首领，并作出与军事征服相关的决定。总体来说是个以部落为中心的世界。
成吉思汗于苦难中发迹，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他一改传统的社会体系，创立了集权的千户制。在千户制下组织起来的强大军团，用其貌不扬的蒙古马组成了骑兵团，并使之成为改变世界历史的庞大军事势力。蒙古人体力的惊人，在日本的相扑运动中得到了证明。在游牧民族的世界里，“征服”就是最大的商业。
蒙古帝国的建立使数量庞大的财富开始在欧亚大陆流通循环。蒙古骑兵践行“掠夺是最大的商业”这一理念，在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在这样的积累下，蒙古帝国支配欧亚大陆经济的“蒙古治下的和平”的时代到来了。第五代大汗忽必烈于1279年灭亡了苟延残喘的南宋，将中华世界整体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
这使得伊斯兰经济和中国经济在蒙古帝国统治下融为一体。作为一名战略家，忽必烈构建了跨欧亚大陆规模的大商业圈，使波斯湾至中国沿海地区的“海上世界”与“草原丝绸之路”打通的“陆地世界”紧密相连，并使大商业圈与其亲自建立的政治、经济城市大都（今北京）连接在一起。
实际上，忽必烈曾四次实施“海禁”，所以他是否具有一个放眼整个欧亚大陆的商业战略，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那个时代，使“草原丝绸之路”与“海洋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的欧亚陆、海“经济干线”相互连接，经济空间迅速扩大，进入经济飞跃式发展时期。
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意大利商人，从陆路或海路参入蒙古商业圈，无数的“无名马可·波罗”在欧亚大陆各地进行商业交易，积攒了财富。这些财富为华丽的文艺复兴提供了可能。位于蒙古高原与中华世界交界处的大都和位于伊朗西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要塞——新建都市大不里士，是欧亚大陆商圈的两大中心。
忽必烈在从蒙古高原进入中国后，花费了25年的岁月建造了一座长28千米，宽6千米的中华风格的都城——大都。大都不仅是元朝的首都，还是欧亚大陆的经济中心。北京正式登上世界史的舞台，就是在欧亚大陆经济的全盛期时。通惠河是一条闸门式运河，它起于北京市内，流入白河（又称潞河），然后一起汇入天津。
通惠河的开凿使得渤海和北京通过水路相连。北京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的港口是连接南海和印度洋商业航线的国际港。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对北京这样记述道：“外国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以及百货，都被运往这座城市。我从未见到过世界上有能与其比肩的城市。”
“虽然到汗八里（大都）的距离各不相同，但周围有2000多座城市，人们常将那里的商品在汗八里出售，或是在汗八里买了必需品再回去。”蒙古帝国崩溃后，欧亚大陆各地诞生了“本土化蒙古帝国”（游牧帝国），一直延续到19、20世纪。
中亚的游牧民族被势力增长的俄国和清朝分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俄国征服了西伯利亚，清朝支配了中华世界和广阔的周边地区。这两大帝国成为了分别支配着亚洲森林和草原的两大强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英国等欧洲势力利用内部对立和斗争，支配了“本土化蒙古帝国”，但游牧民族的组织架构并没有就此消失。
即使是现在，俄罗斯等具有军事优势地位的强权国家，也依然继承了蒙古帝国的遗风。在18世纪初叶的历史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本土化蒙古帝国”的并存。突厥人支配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游牧民族满洲族（前身是女真族）建立的大清帝国、统一了北方大森林地带的沙皇俄国，这四个帝国都可视作“本土化蒙古帝国”。
满洲族和蒙古族处于同盟关系，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是一个“本土化蒙古帝国”。俄国军队的主力是突厥系的哥萨克人。因此，大体上可以视作是突厥人和满洲人取代了蒙古人，将亚洲一分为二。他们继承了游牧民族支配广大领域的方法和军事力量。
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势力征服了各帝国后，处于衰退过程中的俄国和中国引入了社会主义。人们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独立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兴起让旧世界焕然一新。
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始自大西洋航路的开辟，以葡萄牙航海王子恩里克的非洲西岸探险为契机，人们弄清了大西洋的风向和海洋流向状况。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横跨大西洋的航路，大西洋的开发进入飞跃式发展阶段。之后，经由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和美洲大陆南端的麦哲伦海峡的航线开辟，占据了70％的地表面积的广阔海域被连接起来。
之前的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经济，进化成为以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连接五大陆的经济。帆船的运输能力与骆驼和马不可同日而语，商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欧洲经济得到了大幅发展。
此外，将大西洋海域作为“自己的海洋”，积极进行商业开发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征服了美洲大陆的各文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经营大农场（种植园），开发银矿，获取了大量经济资源。新大陆从而成为“第二个欧洲”。
以海洋为中心，我们可将世界史作以下概括：
①“古代的海”地中海使罗马帝国这个商业帝国得以发展；
②“伊斯兰的海”印度洋使伊斯兰商业圈得以发展；
③“欧洲的海”大西洋使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发展；
④占据地表面积的三分之一的太平洋将亚洲和新大陆连接在一起，是“二十一世纪的海”，接下来将是亚洲经济飞跃的时代。
在大航海时代，欧亚大陆西侧的、之前不为人所知的大西洋得到了商业开发，为资本主义这种全新的经济组织架构的诞生创造了契机。大西洋的历史催生了19世纪后期支配四分之一世界的英国大经济圈，大英帝国的繁荣后来又被美国所继承。
大航海时代，欧洲经济获得了大西洋这个全新的空间。而开辟出这个面向大海的全新时代的，是当时人口只有100万的小国葡萄牙。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经济从“欧亚大陆的陆海经济”转变为“三大洋连接五大洲的经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之前并不太引人注目的欧洲在17、18世纪成长为主导世界经济的经济势力，这都得益于大西洋和新大陆。即使是庞大的蒙古帝国，在19世纪时支配四分之一的世界的海洋霸主英国面前也相形见绌。大西洋并没有厚重的历史，所以它需要新的产业和商业。而大西洋又正好具备发展商业的良好条件。
寒冷的欧洲缺乏物资，如果将欧洲的市场和亚热带的加勒比海、非洲加以结合，就可以赚取大量的金钱。甘蔗（砂糖）、棉花等成为大西洋经济的热门农作物，以奴隶为劳动力在新大陆被大规模种植（种植园），再被运往欧洲贩卖。这种利用砂糖和棉花的“使货币自我增殖的经济”，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
在大西洋，“资本主义”这种全新的经济体系得到了发展。简单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基础，“利用货币提高最大利润，使货币自我增殖的组织架构”。商业的广域化和大规模化是其前提。欧亚大陆经济的基础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的农业和畜牧业，通过军事力量将土地和牲畜圈起来，实现财富的增殖。
然而地处偏僻的大西洋，却必须自己创造商品、转运贩卖商品，所以其经济基础是大量栽培甘蔗等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园”。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都保持着欧亚大陆的传统经济和大西洋的资本主义经济共存的状态，然而19世纪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利用铁路、蒸汽船和电能，一下子超越了欧亚大陆的传统经济。
大航海时代后，欧洲经济的中心从与欧亚大陆相接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北部城市转移到了与大西洋相接的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变动被称作“商业革命”。在被称作列康吉斯达运动的收复失地运动中，天主教徒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了土地，建立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两个国家是保守的天主教国家，“不信教无以为人”的看法占主流地位。基于这种偏见，墨西哥以南的美洲大陆成为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原住民成为了奴隶。这显然是大航海时代的黑暗侧面。
后起的荷兰和英国基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陆地理论，对将大西洋东西一分为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表示不满，主张海洋的公共性，认为应将大西洋作为“公海”，想方设法保住“海上经济”的场所。
然而，荷兰和英国对美洲原住民的差别对待却和西班牙、葡萄牙如出一辙，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都成为了“白人俱乐部”所支配的殖民地。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欧洲各国将亚洲传统农业社会和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原住民社会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而在这之中占据最优势地位的是继承了维京人历史的英国。
新大陆”与“旧大陆”之间的动、植物交流伴随着生态系统的变动。大航海时代从“新大陆”传到“旧大陆”的植物有：玉米、土豆、红薯、木薯、南瓜、番茄、青椒、辣椒、四季豆、花生、榨油用向日葵、可可（巧克力）、香草、菠萝、牛油果、木瓜等。
这些植物的移植、大规模生产和商业交易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旧大陆的植物在新大陆通过种植园的形式得到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地球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新大陆（美洲大陆）贫瘠的土地或寒冷的地区也能生长的玉米和土豆传到了欧洲，红薯传到了东亚，木薯（根部淀粉是制作珍珠奶茶的“珍珠”的原料）传到了非洲，并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粮食，为当地居民生活的安定作出了贡献。
尤其是种植在在标高2000米到3500米的安第斯山脉的寒冷高地的土豆，为北欧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欧洲人一开始不理解土豆这样的食材，因为土豆芽有毒而认为其对人体有害，把它视作猪饲料而非人类的食物。然而，寒冷的气候和冰河的侵蚀导致欧洲的土地十分荒芜，人们渐渐意识到土豆是适合欧洲种植的农作物，在德国和北欧，土豆作为“穷人的面包”得到了普及。
对于味道寡淡的土豆，人们也逐渐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调理方法。英国代表性的土豆料理，便是炸过的土豆和鳕鱼、鲽鱼等廉价鱼类的组合，俗称“炸鱼薯条”。19世纪80年代诞生的“炸鱼薯条”因其美味而自伦敦走向全国，据说，在1910年，英国全国有2.5万家店出售炸鱼薯条。
蒸汽拖网渔船从广阔海域捕获的只能用作肥料的鱼，通过跟土豆的组合登上了贫苦大众的餐桌。英国土豆生产量的10％和英国捕鱼量的20％～25％成了炸鱼薯条。英国大众常说除了炸鱼薯条以外没吃过鱼，可见土豆给英国大众的饮食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另一方面，欧洲人把小麦、羊、牛、马等动植物带到了新大陆。再加之种植园的普及，“新大陆”经济的变化比“旧大陆”更为剧烈。在那个时期，新大陆大多数的原住民都因为殖民者从旧大陆带来的天花而失去了生命。
在广阔的土地上，欧洲人大规模地种植他们所需的作物，饲养他们所需的家畜，长时间后，新大陆成为了为欧洲人生产原料和食材的生产基地。许多在欧洲无法种植的亚热带植物，在新大陆作为商品被大量种植。
现在，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居住的大量黑人就是因甘蔗种植业而从非洲被掳去的黑人奴隶的后代，而美国南部的黑人则多是因棉花种植业而被掳去的黑人的后代。
以能获取巨大利益的新几内亚原产的甘蔗为代表，蓝靛、棉花、烟草等商品性农作物的生产不断扩大，大规模生产商品性农作物的农场（种植园）越来越多。从那时起，大量种植“作为商品的农作物”的资本主义农业开始发展。
16世纪后半期，新大陆产出的大量廉价白银不仅缓和了西亚和中国的货币不足，还引起了全球规模的通货膨胀，促进了经济的活性化。1545年，印加帝国放弃的“波托西银矿”（位于现在的玻利维亚）被西班牙人再次发现，成为世界上产银量最大的银矿。
波托西是一座建立在比富士山更高的高原上的矿山城市，有大量作为劳动力的印第安人聚集在那里，经过20～30年的发展，波托西成为了能与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相媲美的大都市。
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等地的大型银矿也得到了开发，1556年，混汞法使含银量较低的矿石的精炼成为可能，白银产量剧增，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新大陆产出的大量白银开始在全世界扩散。
为了能够高效运输新大陆的白银，1535年，全盛期的西班牙在墨西哥建设了铸造所，以新大陆的白银为原料，开始铸造西班牙里尔银币（“里尔”意为“王朝”“皇家”）八倍大的大型银圆（直径4厘米，重约27克，价值8里尔）。这种银圆一般是由西班牙铸造的，因此被称作“西班牙银圆”，墨西哥独立后，多称作“墨西哥银币”。
13世纪后，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佛罗伦萨铸造的优质金币“佛罗伦”成为标准金币，但由于黄金产量低，逐渐含金量不足。后来波西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圣约阿希姆斯塔尔（“塔尔”意为“山谷”）生产的与佛罗伦金币同等价值的大型银币“塔勒”取代了佛罗伦金币，开始广泛流通。
优质的塔勒银币在16世纪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是欧洲的标准通货。这也是对一般货币的称呼“dollar”的语源。在荷兰，塔勒被称作“达鲁尔”，受此影响，英格兰人也开始叫它“dollar”。也就是说，荷兰和英格兰也使用塔勒银币。
16世纪，西班牙在墨西哥铸造所大规模铸造的优质银币（含银量约90％）西班牙银圆（墨西哥银币）大量流入他国。西班牙银圆成为了不仅在欧洲，在新大陆和亚洲也流通的银币（世界通货）。西班牙银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银币。
至20世纪初，西班牙银圆累计发行量高达35.5亿元。
1783年，从英国控制下独立的美国抛弃了英镑，选择以西班牙银圆为原型铸造通货US塔勒。美元也是继承了西班牙银圆的产物，独立后的1794年，美国铸造了最初的“1美元银币”。2013年，当时的银币的样品被拍卖，价格超过1000万美元。因为当时英国正苦于银币不足，美国便以墨西哥铸造的银币为样品铸造了美元银币。
在西班牙本国，dollar被称作“比索”，墨西哥、古巴、阿根廷、菲律宾等国现在也在使用“比索”作为货币单位。大量西班牙银圆在马尼拉贸易中被运往马尼拉，流入明帝国，因为银币是圆形的，在中国被称作“圆银”或是“墨银”（墨西哥的银币）。
因为“圆”的汉字比较复杂，在中国逐渐被同音的“元”所代替，而在日本，“圆”（日本汉字为“円”）后来成为了货币单位。亚洲通货的日元、人民币元、韩元都是由西班牙银圆派生而来的。西班牙银圆不愧是银币时代唯一的世界通货。
这样想来，我们更能感受到将依赖于银币的货币体系更换为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体系的英国，以及支撑起英国财政的犹太商人的伟大了。
2015年，全世界外汇储备中各种货币的所占比例约为：美元63.8％，欧元20.5％，日元3.8％，英镑4.7％。人民币1％。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到2018年末，人民币的份额上升到1.6％。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的银币大部分都是南德产的白银，年产量约30,000千克。
然而，16世纪后期，每年有超过200,000千克的白银从美洲大陆的殖民地流入欧洲，而且因为利用了旧印加帝国的强制劳动制度去挖掘白银，白银的价格十分低廉。16世纪末，从美洲大陆运往欧洲的出口品中，白银竟占了95％。
16世纪后期的欧洲，是作为宗教改革的后续的宗教战争的时代，从新大陆积攒了大量白银的西班牙，将80％的白银作为宗教战争的战争经费投入到了佣兵身上。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填补战争经费的空缺，西班牙一次又一次地破产，不履行债务。因此，新大陆的白银大量在欧洲市场出现，100年间，银价下跌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导致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价格革命）。
在那之前，欧洲的物价一直比较稳定，然而价格革命后资产价值持续下跌，进入了商业和工业从事者活跃的时代（通货膨胀的世纪）。南德的银矿在价格竞争中败北，逐渐衰退。曾把持欧洲经济的南德矿山资本家富格尔家族的时代宣告结束。亚洲贸易也开始依靠新大陆产的白银。
葡萄牙将美洲大陆的廉价白银出口到西亚、印度和中国，凭借有利的条件推动贸易。16世纪，由于石见银矿的开发，鼎盛时期日本曾产出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成为屈指可数的产银国。日本生产的白银也被葡萄牙人用在和中国的贸易上。
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也开始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优良港口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的马尼拉之间用大型加利恩帆船定期进行“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将美洲大陆三分之一的廉价白银（墨西哥银币）带到了亚洲。当时，亚洲的银价较高，廉价的新大陆白银拥有三倍的购买力。
明朝的福建商人为了获取廉价白银，通过台湾海峡来到马尼拉，用绢、陶瓷器具等物产交换白银。明朝的物产从马尼拉乘着日本暖流，顺着日本沿岸北上，从三陆冲乘着偏西风来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后渡过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到达欧洲。墨西哥银币连接了太平洋、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催生了全球规模的贸易。
连接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新白银热潮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白银。宋代以后，中华帝国由于铜产量的严重不足，将铜钱用纸币（交子、交钞）替代，总算是渡过了危机。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大量的白银流入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明朝开始将白银作为商品，取代了原来的铜钱，用来收税（以重量进行交易）。在欧洲，银币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在中国，却被封建王朝视作金属，作为商品加以控制，用来支撑封建统治。16世纪末，明朝开始实施“一条鞭法”的税收制度，土地税和人头税合为一条，统一用白银交税。农民出售谷物换取白银，然后向政府纳税。
之后的清朝实施了叫作“地丁银”的同样性质的征税法。通过这样的方式积蓄的大量白银在鸦片战争时期作为鸦片的货款大量流出，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给中国近代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6世纪后半期，欧洲经济的中心转移到了维京人活跃的大西洋北海附近。荷兰是一个小国，却曾经支配着五成的世界贸易。它通过造船业、海运业以及航海图、地图的出版使海洋经济形成了固定形式。荷兰地势低洼，大面积的土地高度甚至低于海平面，国土的四成都暴露在洪水的危险之下，环境可以说是十分严峻。
从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中叶的80年间，荷兰与过去的宗主国——“日不落帝国”西班牙之间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荷兰独立战争”（1568～1648年），该战争的过程摧毁了西班牙经济。严格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在15世纪末颁布了“犹太教徒放逐令”，一部分被放逐的犹太人移民到了阿姆斯特丹。
他们将在地中海经济圈普遍使用的伊斯兰“汇票”引入了荷兰，对荷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因为汇票使得海运所需资金的筹集变得更加容易。
由于鲱鱼不再去波罗的海产卵，人们无法继续在波罗的海捕捞鲱鱼，汉萨同盟（德国北部城市的同盟）的盟主吕贝克（面朝波罗的海的德国北部城市）无法向欧洲提供盐渍鲱鱼。荷兰取代了吕贝克，将在北海用拖网捕到的盐渍鲱鱼贩卖到欧洲全境，这为荷兰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契机。
此后，造船业、海运业、商业、出版、金融等行业综合发展，荷兰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17世纪前期，荷兰将波罗的海南部的谷物运往地中海进行贸易（贸易之母），利益提高了一倍以上。此外，还在欧洲区域内将多种贸易连接在一起，并开始参与与亚洲、新大陆之间的贸易。
荷兰人支配了巴西的甘蔗贸易，通过贿赂与走私手段经济入侵新大陆的西班牙殖民地；在东南亚和东亚，荷兰人打败了葡萄牙，进行香料贸易，并在日本夺取了贸易主导权。
1650年左右，荷兰拥有的船是英国的4～5倍，商船的数量据说比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的商船加在一起还多。荷兰人改良了鲱鱼渔船，为了运输大重量大体积的货物，荷兰制造了吃水线浅、宽度大的船体和吨位100吨到900吨的平底货船，从而将货物运费减少至其他国家的一半左右。
荷兰船只价格便宜的秘密在于，由于鲱鱼渔船消耗剧烈，荷兰源源不断地制造鲱鱼渔船，造船技术因此不断革新，最终使造船成本下降。据说，17世纪末，荷兰的造船成本低至英国的40％～50％。当时，荷兰的造船业世界第一，年造船能力高达2000艘。
要大规模地运作商船进行买卖，需要大量的货币。由于犹太人带来了汇票交易，且货币在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账户上被记号化，所以存款能被视作通货，这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这就是世界最早的“存款通货”的诞生。
如果我们要探究荷兰造船业兴盛的原因，最终会到达基督教禁止肉食的四旬节（去除星期天，复活节前日之前的40天时间）期间人们的蛋白质来源——体长约30厘米的鲱鱼身上。
正如之前所述，14世纪时，鲱鱼因为要在位于波罗的海入口的丹麦属狭长海峡内产卵，因此蜂拥而至（最多时将近1万吨），吕贝克等汉萨同盟的商人们将这些鲱鱼用盐腌渍，装入木桶中，运往欧洲各地贩卖，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然而，这些鲱鱼后来不再去丹麦领海产卵了。
15世纪后，鲱鱼渔场移至外海的大西洋北海。在那里，从1月到3月，大量的荷兰渔船在北海西部的渔场用拖网捕捞鲱鱼。荷兰人在船上去除鲱鱼的内脏，进行盐渍或醋渍加工，然后运往欧洲各地，赚取了巨额的利益。
环大西洋世界
中世纪以来，欧洲的主要产业一直都是毛纺织业，其原料——羊毛的产地是气候寒冷、不适合谷物生产的英国。但是欧洲代表性的毛织品生产地，却是依赖英国进口羊毛的佛兰德地区（今比利时）。
都铎王朝（1485～1603年）时期，英国采取引进纺织匠等措施，学习佛兰德的纺织技术，16世纪，英国已能成功制造多种类且高品质的毛织品。在农村地带，商人们向农民出租羊毛和纺织机等器具（手工工场制度），农村毛纺织业日渐发达，逐渐可以大规模生产廉价的毛织品。
在16～17世纪的英国，毛织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80％～90％。大航海时代以后，英国皇室和贵族向一些船只发放特别许可证，让私掠船（国王授予掠夺敌国船只权利的海盗船）去袭击往来于大西洋的西班牙的运送白银的船只，西班牙深受其扰。
对于私掠船的活动来说，需要有大型船只、武器、船员、资金的准备，以及船员被俘获时能帮助其获释的后援力量。结果，私掠船成为了能够迅速获得高收入的合法海盗。平均每艘私掠船能获得3000～4000英镑的收入，其中五分之一被船长分走，剩下的成为作为其后援力量的贵族的收入。
对于贵族们来说，可谓是乐享其成了。因此，英国的统治阶层开始变得具有冒险性和掠夺性。1588年，为了压制不断进行海盗活动的英国，西班牙派出了由130只船只、1万名船员以及1.9万人的陆上兵力组成的“无敌舰队”，但却在多佛尔海峡被德雷克率领的英国私掠船击败，最终，战争以西班牙海军毁灭性的败北而告终。
这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阿尔马达海战”，此战之后，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转移到了英国手中。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的原因有：
①贵族指挥官缺乏指挥海战的经验；
②以大型船舰为主，行动迟钝；
③暴风雨不断，气候条件不利于作战。
除了以上原因，西班牙财政的恶化，船舰补给的不及时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大航海时代之后，被称作“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衰落的原因：
①从新大陆流入的巨额白银被用作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荷兰独立战争以及三十年战争等战争的军费，流向国外；
②犹太教徒放逐令导致拥有出色经济能力的犹太人被放逐到国外；
③从新大陆流入的大量白银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国内产业的衰退；
④每次进行商业交易时都需支付名为“阿尔卡非那”的商业税，导致民众贫困。
众多原因造成西班牙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经济发展停滞。
西班牙是通过宗教战争“收复失地运动”（基督教徒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土地的运动）建国的，是宗教性较浓厚的国家，其统治阶层缺乏经济才能，没能好好利用从新大陆大量流入的廉价白银，光是依赖新大陆提供的白银，怠于发展产业和信用经济。腓力二世曾四次因财政状况恶化而无法偿还公共债务（国家破产）。
据说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的债务占到了GDP的三分之二，国家财政几乎处于破产状态，无法继续支撑无敌舰队。西班牙衰落后，是长约半个世纪的荷兰霸权时期。
接着，17世纪末，欧洲迎来了长达100年的英国VS荷兰的殖民地战争时代。后来，英国与法国（人口是英国的3倍）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经费导致英国财政状况恶化，因此英国政府将财政交由犹太人管理。为了筹集战争经费，犹太人创造了发行国债和纸币的新体系。
尽管英国取代西班牙获得了海上霸权地位，其皇家海军的财政状况却并不乐观。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的统治期间，英国制订了“海军维持法”，之后英国海军的水手大部分都是通过强制的方式征集而来的。强制征兵队（press-ganging）强行绑架普通男性民众，诱拐他们登上军舰，用鞭打的方式强行让他们劳动。
官至海军大臣的塞缪尔·佩皮斯用暗号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水手）结束长期的航海归来，却得不到现金，仅仅得到了一些金券就被解雇了。然后，这些金券在旅馆、酒店被贱卖，水手们满心迷茫，不知该去往何方。”
担心被卷入与西班牙的政治婚姻的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提倡“君权神授”（君主的统治权是由神授予的）的新国王查理一世登基了，新国王无视议会，想在英格兰征收新税。对此，掌握地方实权的富裕绅士（乡绅、大地主）在议会上集聚，和试图武力压制议会的新国王展开了内战。
内战中崭露头角的克伦威尔率领清教徒组成的铁骑队，击败了国王的军队。
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刑。这就是“清教徒革命”。克伦威尔成为拥有“主席行政官兼治安官”的独裁权限的护国公，对于议会希望他就任国王的请求，他认为违反“古老的大义”而拒绝，成为一名站在自由立场上的独裁者。其实，虽然他没有戴上皇冠，但却是一个和国王并无区别的统治者。
克伦威尔为了解决英格兰经济停滞的问题，征服了爱尔兰、苏格兰甚至是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岛。
1651年，为了限制荷兰船只，他制订了“航海法”，规定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商品进出口只能由英国和当事国的船只运送。航海法是限制荷兰船只的“英国优先”的政策。掌握欧洲经济主导权的荷兰的中继贸易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此外，以荷兰侮辱英国国旗为借口，克伦威尔在1652年发动了第一次英荷战争，成功从怠于增强军备的荷兰手中夺取了大西洋经济霸权。克伦威尔死后，稳健派占多数的英国议会请回了亡命法国的王族，实现了复辟。
1661年，法国路易十四世开始亲政，法国成为欧洲最大的陆军国家，英国不得不与荷兰建设统一战线。
复辟后的英国国王亲法，拒绝配合议会，于是议会在1688年将国王赶下台，邀请嫁给荷兰总督的皇女玛丽和她丈夫威廉三世回国继承王位。前国王则亡命国外。这就是“光荣革命”。新国王承认议会制定的《权利宣言》，颁布《权利法案》（全称为《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确立了以议会为国家中心的君主立宪制。
光荣革命后，一度亡命荷兰的思想家约翰·洛克在1689年出版了《政府论》，提出“社会契约”思想。他认为，人民以自己的财产权和幸福的保障为前提，将统治权委托给政府，一旦人民权利受到阻碍，人们就有权收回自己对政府的委托，要求更替统治者。洛克根据社会契约思想对光荣革命给予了肯定。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是建立在社会契约思想上的。洛克的父亲在清教徒革命期间曾担任克伦威尔所率领的议会派军队的骑兵队长，可能跟洛克思想的形成多少有些关系。光荣革命后，英国与法国之间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殖民地战争（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
英国苦于军费的筹措，在和新国王一起从荷兰移民至英国的犹太商人的影响下，开始发行“国债”。在三十年战争等宗教战争不断发生的东欧，犹太人一直为宫廷筹集军费，是国家财务专家。国债是指国家发行的作为借款代价的“国家保证支付利息或本金的债券”。
通过国债筹措军费，不仅可以将借来的钱作为军费使用，还可以使国债这种“支付证书”在世上流通，等于向社会多投入了一倍的货币。现在，国债仍和企业股票、债券、存款一样，是一种有效的投资方式。国债最早是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为了筹措城市战争的军费而发行的。后来，在犹太人的建议下，英国也采取了这种方式。
现在，政府及政府机关所发行的债券被统称为“主权债券”。之前国王总是在战争等紧急时刻向金融业者和商人借钱，然后不断重演欠债不还的剧情。因此，国王借款的信用度极低，商人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借钱给国王。然而，光荣革命后，主权转移到了议会手中，国王的借款变成了国家债务。
由于议会取代国王对债务的偿还做出了保证，也就是说国民作为主权者缴纳的税收可以使债务切实得到偿还。因此，国债成为了保证偿还借款的证明书，被人们作为货币看待。英国能够增强海军力量，在长达百年的与法国的霸权竞争（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中取得胜利，与战时大量发行国债有分不开的关系。
虽然发行了国债，可谁来接手国债（购买国债）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寻找国债买主才是最费事的。
1711年设立的“南海公司”是一家半官半民的公司，其规模远远超过东印度公司，然而却并没有经营实绩。南海公司承诺将发行股票获取的资金都用来购买国债，以此为条件从政府那里获取了大量发行股票的许可。当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的巨额军费使英国财政苦不堪言，因此必须寻找到国债的买家。
这成为了南海泡沫事件的导火线。南海公司是西班牙支配下的南美殖民地的经营承包商，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在经营，尽管如此，政府还是认可它将购买的国债转换为自己公司的股票出售。南海公司获得了发行与自己购买的国债同等数额的股票的权利。
然而，为了购买大量国债，就需要将自己的股票尽可能地卖出高价，以获取购买国债的资金。这成了南海公司的借口。南海公司在追加购买国债时，以股票期权的方式贿赂首相、财务部长等官员，从而获得了自由决定股票发售价格的许可。也就是说，股价超过了从政府手上购买的国债价格，这部分差价就成了公司的收益。
南海公司大肆宣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果是英国独占了西班牙殖民地的奴隶贸易，以此上抬股价。人们都认为南海公司肯定在奴隶贸易上获取了高额利润，因而南海公司的股价半年间上涨到原来的10倍。股价与国债的面额差越来越大，南海公司获取了高额的收益。
乘着这股东风，许多名不副实的公司成立了，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水涨船高。
然而，人们逐渐发现，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依然独占南美的贸易，南海公司的奴隶贸易从来都没有驶上正轨，而且经营状况不佳。因此，南海公司股票热度迅速降低，股价在两个月内跌落至原先的五分之一，大量投资者受到巨大的损失。这就是英国最早的经济泡沫和其崩溃的过程。
南海公司凭借虚假宣传上抬股价，是一种欺诈行为。现在，泡沫经济周期性地出现，而“泡沫经济”一词就来源于“南海泡沫事件”。南海公司的员工被议会追究责任，他们贿赂政治家的事实浮出水面。负责给这起事件善后的是首次组建责任制内阁的首相罗勃特·沃波尔。经历了这起事件后，人们对股份制公司的信赖荡然无存。
为了防止泡沫再次发生，1720年，议会制订了“泡沫法案”，七人以上的出资者设立股份制公司时必须要得到议会的承认，或是国王的敕许。而这导致了英国19世纪后期股份制公司的沉寂。在处理南海泡沫事件的过程中，为了监督企业治理，审计制度和注册会计师制度应运而生。
欧洲商人利用奴隶大量种植甘蔗（种植园经济），以大西洋周边的欧洲地区为市场进行销售。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从这里开始发展的。18世纪的大西洋三角贸易进入18世纪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加勒比海域开设的大量种植甘蔗的大型农场（种植园）越来越多，由甘蔗加工而成的砂糖被销往欧洲市场。
农场主用货币购入土地和简易的制糖设备，以及作为劳动力的奴隶，就可以开始大规模生产了。这种以自我增殖为目的的货币被称作“资本”。牙买加岛的甘蔗种植园生产了大量粗砂糖，这些粗砂糖在英国被精加工，再次出口到欧洲各地。约20％的砂糖都是在英国精制后再出口的，砂糖的关税成为英国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只要合理安排甘蔗的种植周期，就能全年有所收获。由于收获后糖分会急剧流失，因此农场主在农场旁边建立制糖工厂，接连进行榨汁、加热和蒸馏，直至生产出粗糖。由于这样的流程需要大量的人手，便引入了大量的黑人奴隶。
尤其是在加勒比海域，由于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流感使80％的土著居民丧命（据说新大陆共有8000万人因此死亡），所以黑人奴隶更显得必要。现在的巴西和加勒比海等曾经的甘蔗种植地区之所以黑人较多，就是这个原因。
18世纪，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大幅增产，贩卖作为甘蔗种植园劳动力的黑人奴隶的贸易也随之兴盛起来。甘蔗的产地西印度群岛，奴隶的供给地西非，以及手工业制品、日用品的出口地英国三地构成了“大西洋三角贸易”，且规模不断扩大。
大西洋三角贸易使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成为了“经济的海洋”。大西洋经济与过去欧亚大陆“自给自足”的经济完全不同，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是三角贸易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英国的贩奴商支撑起了砂糖产业。
他们将铁炮、酒和日用品带去西非沿岸的各部落，获取了在内地掠夺奴隶的权利。然后再将廉价获取的奴隶运往美洲大陆，进行奴隶贸易。我们常常在咖啡、红茶中加糖饮用，咖啡、红茶其实是跟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密切关系的饮品。因为有了砂糖，为了增加砂糖的需求量，人们才创造了咖啡、红茶等嗜好品文化。
起初，由于加勒比海的砂糖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为了扶植砂糖产业，英国在国内对砂糖贩卖采取了保护措施。英国国民的人均砂糖消费量由1600年的400～500克增加到了17世纪的2千克，再增加到了18世纪的7千克。然而，对于砂糖的保护性关税使砂糖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作为调味料实在是需求量有限。
随着砂糖的增产，为了保持和扩大砂糖销路，砂糖商人创造了嗜好品文化。作为可以增加砂糖需求量的砂糖搭档，人们最先选择的是原产于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饮料——拥有醇厚香味的咖啡。然而，在咖啡的贩卖方面，荷兰人占据着优势。
因此，英国引进了清朝的红茶、美洲大陆的可可（巧克力）等新的嗜好品，促使它们流行起来。荷兰和英国都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贸易港口摩卡进口咖啡，销往欧洲，后来，摩卡的咖啡又被荷兰人和法国人移植到了新大陆和爪哇岛。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之前一直由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地区的摩卡港向欧洲出口。
尽管后来咖啡被移植到世界各地，但最初全是由伊斯兰地区出口的。荷兰在17世纪40年代时就定期在摩卡与阿姆斯特丹之间进行咖啡贸易，后来，荷兰和英国的商人进行了竞争，荷兰商人取得了胜利。荷兰商人偷偷地将生咖啡豆带到了南印度，在那里获得了植株，然后移植到了殖民地爪哇岛上。
荷兰强迫当地居民种植咖啡豆，18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一的咖啡商人”，获取了巨额利益。竞争失败的英国则改为从清朝进口红茶。英国东印度公司将红茶带入英国王室，打造了“早餐茶”等贵族红茶文化，后来这种文化又普及到绅士阶层、普通民众甚至是殖民地居民之间，红茶产业成为一大支柱。
现在，砂糖广泛运用在饮料、零食和加工食品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红茶本是发酵过度的乌龙茶，在清朝用低廉的价格就能买到。
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大西洋周边的中南美地区扩大了自己的殖民地。而在北美地区，1763年，英国赢得了持续百年以上的对法殖民地战争的胜利，使北美成为了自己的殖民地，但这过程中，英国也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国债。
战后，英国政府想通过向13个殖民地（美国东海岸）课税的方式弥补赤字国债，结果遭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殖民地在想要拖英国后腿的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的支援下实现了独立。
从英国控制下独立的美国没有国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国民为主权者、由议会和总统进行统治的国民国家（nation state）。美国独立六年后的1789年，法国曾军事支援了美国独立战争，财政恶化，发生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占领了西班牙，西班牙的殖民地支配力被削弱。
18世纪前20年，拉丁美洲（墨西哥、中南美周边）的各国也纷纷独立。环大西洋地区焕然一新。之前欧洲强国将新大陆作为殖民地的殖民地支配体制崩溃，独立的国民国家（现代国家）越来越多，世界逐渐向“国民国家体制”转变。国民国家（现代国家）发展为新的政治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
20世纪后半期，单一世界体制构想使国民国家体制世界化。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大西洋周边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动，我们将其视作环大西洋革命，这样一来国际政治的变化轨迹将更加清晰。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国国王的支配，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推翻了波旁王朝。在这一连串的变动背后，是围绕北美和印度的英法百年战争（从1689年到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为止）这一长期殖民地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
简单来说就是，经过各种各样的变动，以议会为中心的“国民国家”取代了以国王为所有者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现代国家:
①对通货进行管理并征税，
②通过法律和司法确立社会秩序，
③整顿道路、港湾和教育，
④解决与他国的纠纷，打下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
以国民国家为基础的经济是“国民经济”。以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竞争用最低限度的费用使生产最大化，国家必须保护自由市场。这一学说否定了绝对主义时代的国王为了增加自己的财产而统制经济的重商主义政策。
作为“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一环，北美爆发了“英法北美战争”（1755～1763年），英国击败法国，确立了霸权地位，成为与西班牙比肩的殖民帝国。而其代价是攒下了高达1.3亿英镑的巨额赤字国债。而且还要再加上驻守在北美的一万人的军队的驻留费用。英国计划在13个殖民地征收和本土相同的印花税，以偿还国债。
然而，殖民地居民在“无代表不纳税”（因为在英国本土没有代表者所以不应被课税）的口号下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抗议。这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不受限制的经营又带来了新的纷争火种。英国规定东印度公司过多采购的陈年红茶可以免税在美国销售。
1773年，英国颁布“茶叶税法”，赋予了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的独家贩卖权，这引发了从欧洲走私茶叶以获取利润的波士顿商人的不满。自称“自由之子”的激进派年轻人登上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将红茶丢弃进海中，这就是“波士顿倾茶事件”。
矛盾愈演愈烈，红茶是英国人带入美国的生活方式的象征，因此将红茶从生活中排除出去的运动不断扩散。对此，英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措施，封锁波士顿港，派驻军队。
1775年，在列克星敦爆发了殖民地民兵和英国本国军队的武力冲突，以此为导火线，1776年，13个殖民地的代表召开了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独立战争正式开始。美国独立战争还是从英国本土生活方式独立的战争。
殖民地人民拒绝英国商品和生活方式，因此拒绝作为英国生活象征的红茶，取而代之地开始饮用浅度烘焙的淡咖啡（美式咖啡）。美国大量的咖啡消费带动了巴西咖啡产业的发展。欧洲咖啡的代表是浓缩咖啡，烘焙是咖啡的生命，咖啡是一种注重芳香的饮品。然而，在美国，咖啡是仓促发明的红茶替代品，所以并没有这样的文化。
在美国努力普及咖啡本来的“芳香文化”的，是创业于1971年的“星巴克”。
星巴克驱逐了独立战争仓促催生的美式咖啡，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顺便提一下，据说星巴克这一名字来源于赫尔曼·曼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一直保持冷静的大副斯达巴克（Starbuck），星巴克为了塑造咖啡使人头脑清醒的印象而利用了著名人物。
美国的嗜好品市场带来了高收益。立顿将斯里兰卡的红茶通过产地直送的方式运到美国，提高了利润。而星巴克通过引入正宗咖啡文化，带来生活革命，提高收益，并且运用犹太人的智慧将商业世界化，不断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战争会花费巨额的费用。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军苦于军费的筹措。因此，大陆会议发行了“大陆纸币”（continental），用以筹措物资。然而，为了筹措军费，美国印刷了过多的纸币，由于基本不和黄金挂钩，仅仅四年后，大陆纸币的价值就跌至了面值1％以下。人不会仅仅出于道义或道理就动用资产。
在殖民地，发生了纸币价值急速下跌的恶性通货膨胀，100万美元才能买到一套西装。大陆纸币甚至成为了“没有价值的东西”的代名词（“not worth a continental”意为“没有任何价值”）。独立后的1792年，美国设立了合众国造币局，开始发行美元通货（dollar）。
美国在1815年时人口还不过840万，而且完全是农业社会，城市落后，居住在人口2500人以上的城市的居民不到总人口的一成。因此，美国独立战争并不是市民革命，而是殖民地农民对抗宗主国英国的农民战争。是名为《洋基歌》的战争歌曲鼓舞了贫穷的农民。
美国独立六年后的1789年，七年战争的负担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军事支援（为了与英国对抗）带来的财政困难，以及连续歉收将法国逼至绝境，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混乱从对拥有免税特权的贵族的课税问题开始。
作为接受课税的条件，贵族要求再开“三级会议”（第一等级的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的贵族和第三等级的平民构成的身份制议会）。三级会议召开后，没有参政权的第三等级单独召开了国民议会，要求制定宪法。
1789年，路易十六世企图镇压国民议会，对此表示抗议的巴黎市民袭击了巴士底狱，通过对巴黎的军事压制，开始了“法国大革命”。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贵族拉法耶特在《独立宣言》的基础上起草了《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在国民议会上得到了通过。
拉法耶特曾采购船只，远渡美国，作为义勇军参加了独立战争。他热爱美国，甚至在自己房间的墙上挂着《独立宣言》。拉法耶特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构筑桥梁的关键人物。法国大革命扩大为与反对革命的周边国家的战争。
漫画《凡尔赛玫瑰》虽讲述了戏剧性的故事，但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经济崩溃给民众带来的苦楚。1793年，路易十六世被处刑，法国成为以议会为中心的“国民国家”。然而经济并没有好转，罗伯斯庇尔等过激派的政治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以失败告终。1795年，法国成立督政府，算是给革命画上了终止符。
法国大革命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成为革命开端的财政困难问题，直到最后也没有能得到解决。1789年，革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困难问题，将占国有土地一成的教会土地及教会财产作为担保，发行指券（利率5％的债券），使之成为新的财源。由于法国没有国债，所以这个政策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指券本是国家承诺通过卖掉教会土地和财产来支付的“国有财产交换券”。然而随着与周边各国的战争的激化，指券发行不断增加，逐渐演变为法定货币。革命政府通过发行指券来筹措资金，将之用于100万民众的武装上。指券的发行量随着动乱的长期化而不断增加。
罗伯斯庇尔被处刑的“热月政变”（1794年）宣告了过激派统治的终结，统制经济变为自由经济，再加上督政府过度发行指券，1795年，指券价格一泻千里，欧洲最早的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了。指券的价值跌至面额的千分之三，1796年，指券停止发行。政府虽曾承诺未来要回收指券，但由于拿破仑拒绝回收，指券成为废纸。
平民生活瞬间崩塌，催生了无数的难民。由于不再发行指券，法国陷入严重的通货不足，甚至有一段时间开始使用外国货币。在革命白热化时期，指券成为政治资金的供给源，但最终却使大众陷入不幸，引发了经济的混乱。
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拿破仑战争，1796～1815年），他通过征兵制募集军队，取得了胜利，实现了对欧洲大陆的制霸。神圣罗马帝国（今德国、奥地利）灭亡，拿破仑确立了从西班牙至俄罗斯的霸权。
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需要花费巨额军费，无论哪个国家都通过发行国债或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取军费。时代已经向犹太人大显身手的金融时代发展了。通过货币增殖货币的金融获得了广泛认可，向国家提供军费的银行家气势更足了。
为军费筹措发愁的拿破仑于1803年将广阔的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北美）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虽苦于军费筹措，但拿破仑还是在1806年灭亡了神圣罗马帝国，将王侯贵族统治的欧洲解体。同年，拿破仑颁布“大陆封锁令”，全面禁止欧洲大陆各国与英国的通商，期望法国经济能够好转。
这是崇尚贸易保护的农业国家法国试图将崇尚自由贸易的“海洋帝国”英国从欧洲市场上赶出去的表现。然而，农业国家法国并不能取代通商国家英国，大陆封锁令以失败告终。随着西班牙叛乱、俄罗斯反击、莫斯科远征失败，拿破仑走向没落。拿破仑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能摧毁英国的经济霸权。
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拿破仑时代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金融业者的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凭借正确的情报运用资金，实现资产的快速增殖，稳固了自己“欧洲银行”的地位。动摇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被委托筹措军费的犹太人因此兴起。英国自由贸易的胜利为欧洲经济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契机。
拿破仑战争时代，德国的犹太金融业者罗斯柴尔德家族，靠着给英国为首的反拿破仑势力提供资金而兴起，成为把控欧洲金融的强大势力。最为活跃的是12岁时移民到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的内森。他在大陆封锁令颁布后，通过走私英国机器制造的棉布获取了大量利润，1812年，内森转向金融业。
遭遇挫折的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再次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败给了英国和普鲁士军。然而，在这场事前被报道为英国形势不利的战争中，内森通过下述的方式获取了大量利润，为之后的金融活动积累了原始资金。
内森拥有利用信鸽的独特情报网，因此很早获知了“拿破仑败北”的情报，但在股票市场他却故意大量抛售公债，以引发众人的关注。由于根据之前的情报，拿破仑形势有利，因此见到这一举动的投资家们纷纷做出英国必然败北的判断，追随内森开始出售公债，引发公债价格的暴跌。
在这过程中，英国的统一公债（consols）价格跌至纸片一般。统一公债是一种无法还原为本金，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半永久地获取利息的公债。因此，一旦英国败北，无法支付利息，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内森瞄准这些和纸屑一般便宜的统一公债，大量收购，据说获取了两千多倍的利益。这就是有名的“内森的倒卖”的故事。
内森通过率先利用对冲基金的方式使资金膨胀，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五兄弟分别在伦敦、巴黎、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设立银行，互相协力，取得了“维也纳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国际秩序）的银行”的地位。内森一族，后来获得了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发行权，通过英镑支配世界经济。
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政府为了防止黄金从英格兰银行流出，停止了纸币和黄金的交换。当然，这导致英格兰银行券的价值下跌，通货膨胀加速。拿破仑战败后的1816年，英国政府颁布“货币法”，金本位制复活。
英国铸造重量为8克的1英镑金币（索维林金币），并将英镑纸币与黄金的交换比率定为：1盎司黄金＝3英镑＝17先令＝10便士半。之后，黄金和纸币（英格兰银行券）的兑换再度开放，1821年，金本位制确立。结果，进入了有黄金作为价值担保的英镑被大量发行的时代。
自由贸易是经济强者获取胜利的贸易机制，因此总是被经济强国带头推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陆封锁令解除，担心廉价谷物大量流入英国的地主阶层要求议会在谷物价格低于一定水准时限制谷物的进口，于是英国在1815年颁布了“谷物法”。
对此，作为投资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犹太人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认为“所有国家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取利益”，反对谷物法，和科布登、布莱特登人结成“反谷物法联盟”，开展反对运动。但是地主的抵抗十分激烈，难分上下。
结果，在爱尔兰地区发生了悲剧——土豆由于流行病全部死亡，根据谷物法，廉价谷物的进口受到限制，导致爱尔兰地区10％的人口饿死。因此，谷物法在1846年被废止，英国转向自由贸易。
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再加上拿破仑支配西班牙带来的影响，1810年之后的20年间，在拉丁美洲，西班牙移民后代克里奥人（出生在当地的西班牙人）领导的独立战争爆发，18个国民国家相继成立。这些国家继续使用西班牙殖民时代的银币（墨西哥银币）。
而且，独立后，英国取代了西班牙，继续支配拉丁美洲的贸易，廉价的工业制品大量流入，拉丁美洲继续维持着农业社会的原貌。议会虽然是组织了，但拥有私兵的富裕地主阶层（考迪罗）妄图使国家成为自己的所有物，不断发动政变，距离国民主权还有很远的距离。
19世纪是一个大规模移民的时期。欧洲人口倍增，超过4000万人乘坐移民船或客船移民到世界各地。1820年到1920年的100年间，3600万人移民到美国等北美国家，超过360万人移民到阿根廷等南美国家，200万人移民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很多人移民到非洲、亚洲等地。和现在不同，当时的移民潮是从欧洲流出的。
原住民曾经狩猎、采集为生的广大土地，在19世纪被作为种植园得到大规模开发。种植园在美洲、大洋洲、非洲、东南亚的广大地区迅速增加。这些地区曾有着丰饶的大自然景观，但在那时却彻底改变了模样，成为支撑欧洲工业城市的农场和牧场。美洲中西部的草原地带曾生活着众多野牛，印第安猎人追寻野牛群，狩猎为生。
而随着欧洲移民的大量流入，这些地区成为了利用收割机大量生产小麦的大农场和被带刺铁丝包围起来的肉牛牧场。肉牛被牛仔们驱赶着来到最近的铁路车站，然后被送往芝加哥，经过流水线的大批量屠宰，成为精肉。到了后来，肉牛被送往芝加哥后，会被喂食玉米等饲料，使肉质更为柔软，之后再被宰杀。
19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使用冷冻货车，在芝加哥被制成精肉的牛肉开始被运往纽约、波士顿等城市。在海上，法国人特里尔于1876年成功使用冷冻船Frigorifique（意为冷库）号运输了阿根廷的冷冻肉。后来，阿根廷的牧场主和英国资本联手，大量向欧洲运送冷冻肉。
阿根廷至巴西南部的60万平方千米的潘帕斯大草原上有超过1300万头肉牛，这些肉牛和欧洲市场直接连接在了一起。后来，美国西部的肉牛，也通过冷冻牛肉的方式，不仅售往美国本土，还售往欧洲。牛肉时代到来了。曾经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牛肉，逐渐成为了欧洲的主要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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