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在《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文中，对瞿秋白在中共早期，如何进入共产国际视野、如何被赏识和重视，进而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历史上，如何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做了历史严谨的一个叙述。文章里没有很多主观的评价，力求中允客观。对秋白同志短暂和光辉的一生没有过多的溢美，这是和散文家的不一样。
文章结尾一段：
“总书记向忠发明确说：苏区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必须派政治上强并且反立三路线的同志去，否则不能很好地贯彻正确的路线。因此，六屈四中全会后，正如翟秋白自己所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但是，秋白既然还是共产党员，他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舞台。
1934年初，他还是被遣往江西苏区，去担任不必负太多政治责任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去了。这个时候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央和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加不受重视，并且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终于，当几个月之后，因为军事上严重失利，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撤退几乎所有重要人员的时候，“三人团”［！的负责人秦邦宪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必要带瞿秋白一道走。“三人团”的决定，无疑是导致瞿秋白最后被俘致死的重要因素。但这个提议和决定的背后，仍是莫斯科的那些记忆在起作用。
翟秋白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过莫斯科。即使在几年后临死前写下那篇非常著名的《多余的话》，他也没有认为自己的悲剧莫斯科方面应负多少责任。相反，他只是残酷地解剖自己。他认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是缘于一种“历史的误会”，即以自己的性格，本不应去充当什么政治家，搞什么革命。然而，死时才不过36岁的瞿秋白，既然赶上了那个时代，出身于那样一种家庭；既然碰巧学了俄文，去了莫斯科；既然像其他激进的青年学生那样对新事物容易热血沸腾⋯⋯他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应当了解的是，有过类似误会的，其实远不止一个瞿秋白。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生或死，或不如瞿秋白有名气，或有更大名气却没有瞿秋白那样的性格，死也不会解剖自己罢了。”
全文转录是因为，很难得个人情感在这里释放，加粗一段，直抒胸臆，横扫千军，令人折服。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