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开枝散叶
一九五八年开始轰轰烈烈的“大yue进”运动，国人高喊着“gan英超美”和“da炼钢铁”的口号，各地的粮食产量也频频“fang卫星”。
十月二十五，二姐出生，接生的是幺婆婆，父亲给她取名“周朝英”。
一九五九年受自然zhai害和其它因素影响，三年困难时期随之而来。
年仅五岁的大姐和不满一岁的二姐跟着父母吃起了树皮和草根。
一九五九年冬月，姑妈生下二表哥梁贤华。
一九六零年十月，五十岁的外婆因病去世，葬于距“和平岗”仅百步之遥的一处洼地。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粮食产量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姐出生，父亲给她取名“周朝凤”。
一个月之后，姑妈生下大表姐梁贤秀。
一九六三年秋，大姨出嫁，她嫁到了离家不远的王家大湾，大姨爹是个泥瓦匠。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被母亲带到这个世界，父亲给我取名“周朝金”。
作为四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我成了她们眼中的宝。
母亲在生下我之后，将两条又粗又黑又长的辫子给剪了，她已没有多余时间每天早上去打理它们，剪成了短发省事。
这年的九月，大姨生下大表弟王开宜。
一九六五年，“应家巷子”改名为“应市大队”，属双宗公社管辖，大队部在原有小学的基础上，还增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
我家所在的“周家大湾”虽划归张场大队管辖，但因距离应市大队的学校近，读书仍然选择在应市大队就读。
这年的六月，十一岁的大姐忙着给全家人烧水煮饭，便把背篓里的我放在土灶台上，我动来动去的，和背篓一起掉进了锅里，开始只是烫着我的脑袋，她一着急，伸手去拉那背篓，结果让我整个掉进了锅里。
万幸的是，那一锅水还不算太烫，只是在我身上留下几处伤疤而已。
一九六六年七月，当了一年生产队长的父亲光荣入党。
他为人老实，干活任劳任怨，结婚前可能会显得有些木讷，可婚后在母亲的点化下，他脑瓜子确实灵活了不少，也愿意思考问题了。
母亲说：父亲刚开始当队长时，也曾当着她的面抱怨“生产队的驴都比他要舒服”，但母亲劝他“力气是奴才，使了还回来”。
貌似父亲听了进去，从此以后，他的干劲比之前更足了。
虽然个子不高，但他身体壮实，很多人不愿意干的脏活和累活，他总是带头冲在前面，而且还能高标准干好。
就像队里的养猪场一样，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干养猪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可作为队长的他主动将责任揽上身，在完成集体的活后，就带着母亲还有放学回来的大姐和二姐拖起板车，到外公他们那边一个叫“长湖”的大堰里用耙子捞“水猪草”。
那口大堰的水很深，并且里面还有很多蚂蟥，但父亲全然不顾，在他眼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多捞点“水猪草”，尽快把队里的猪喂肥。
有一次队里要整修猪圈，他从应市街上硬生生挑了一担两百斤的水泥回来，要知道从应市街到队里的猪圈起码有七八里地。
平时像流血受伤，小病小痛小痒之类的，他从来就不在乎，该干活干活，该做事就做事。
可等到了年底，队里杀猪分肉时，他却不争不抢，总是拿最少的那份。
那个时候“贫nong”在普通群众中是个很光荣的zheng治身份。
大队干部选他为“贫xie主任”，除了他是生产队长和党员外，还看中他那地地道道的“贫nong”出身。
结果谁也没有料到，没读过一天书的他却在会上大胆提出要把即将召开的“群众大会”改为“群众扩大会”。
大队书记一脸惊愕，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也不怕什么，直接亮出理由：说改为“群众扩大会”就能将“zhong农”和“fu农”悉数囊括在里面，这样的大会才是团结的大会，才更能达到倾听群众意见和集思广义的效果。
此话一出，大队干部们个个举双手赞成。
一九六六年十月，小姨嫁到当阳两河口，小姑爹姓赵，他除了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外，还是村里小有名气的木匠。
不过，两河口那个地方受沮漳河影响，容易遭受水灾，动不动房屋和田地就被淹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大弟出生，父亲给他取名“周朝林”。
仅仅七天后，姑妈生下二表弟梁贤云。
一九六八年，幺婆婆家的福新三爹和福梅妲妲先后婚娶和出嫁。
一九六九年七月，大姨生下大表妹王开清。
年底，小舅应征入伍。
一九七一年六月，大姨生下三表弟王开元。
一九七一年八月，小弟出生，因他身体虚弱，出生时便有间歇性抽搐的毛病，接生的幺婆婆对能养活他不抱多大希望，所以，父亲给小弟连名字都没有取，直接喊起了“周老幺”，也称“幺宝”。
六个孩子要养，家里的贫困程度可想而知。
母亲要挣工分，小弟没有人带怎么办？
十七岁的大姐周朝莲已参加集体劳动，正扛着锄头在修建铁子岗水库；
十三岁的二姐周朝英在应市大队初中部读初一；
七岁的我到了入学的年龄，准备就读小学一年级。
因为读书的事，中间还发生一点“小插曲”：“周家大湾”隶属于张场大队管辖，但距本村办的学校太远，反而离应市大队办的学校近。可由于不同村，应市大队学校的校长担心我们侵占了本村的教育资源，便不让我们来这里上学。正好父亲的表妹夫担任应市大队的ge委hui主任，他找到校长说明原因。那校长也是个识大体的读书人，很快便点头同意了。
父亲和母亲一合计，把即将升入小学三年级的三姐周朝凤留在了家里负责带小弟。
之所以留她的原因，学习成绩不太理想是父母当时的主要考量。
见不能上学了，九岁的三姐在家里连续哭闹好几天，但胳膊终究还是拧不过大腿。
不过，父母还是答应她，等小弟能自己吃饭走路了，再让她继续学业。
那个时候家里穷啊！
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和棉袄之类的，几乎都是母亲纺完线，托人织布和染色后，再拿回家里由她一针一线缝制的，她的手艺全部来自于外婆。
全家共用一个瓷盆，一家人洗澡、淘米和洗菜都是用它来解决。
两条毛巾，男女各一条，直到毛巾不能再用了，才换新的。
几床被絮破了好多个比拳头还大的窟窿，母亲拿来修修补补一番，继续用。
偶尔吃一顿白米饭，那都是像过节一样的，我们家里经常是苦菜饭和红薯饭轮流坐庄。
印象很深的也是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有一天我饿坏了，吵着要饭吃，拿了个空碗在堂屋里追着母亲干嚎，结果一个不小心将碗给打破了。
母亲很生气，问我碗是从哪只手摔下去的？
等问清楚后，对着我的胳膊肘就是一顿胖揍。
可揍完后，她又去给我弄吃的了。
到了晚上，母亲在床上一边轻轻地给我搓揉胳膊肘，一边将大表哥的一件不光彩的往事拿出来，当作“反面教材”警示我：她说的是六岁的大表哥，因为吃不到猪油饭，就拿起姑妈家的猪油罐子举过头顶威胁说，如果不炒猪油饭吃，他立马就摔了那个猪油罐子。结果一旁的姑爹冲上去，对着大表哥的脸就是连甩两耳巴子。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的，她也理解那种饥饿感，对于六岁的我意味着什么？
但我也知道，犯了错，她肯定也不会轻易饶过我。
第六章：小弟离世
在三姐的悉心照顾下，小弟说话很早，不到十个月就会喊“爹妈哥姐”了。
但他的手脚还是会经常抽搐和咳嗽，加上营养不良，身体状况很差。
一九七二年八月，正值小弟一周岁之际，母亲和父亲带着我们六姊妹专门坐车到荆州的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
一九七三年四月，父亲从漳河水库搞完建设回来，母亲便和他商量说，要带小弟去荆州的大医院看看。
幺儿子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父亲也是束手无策，既然母亲提出要去大医院，他也没理由反对。
五月，母亲和下学回家挣工分的二姐带着小弟去了荆州的大医院看病。
之所以会带上二姐，主要还是因为她不识字，怕到了大医院摸不清方向。
在荆州的大医院里的传染科前后住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结果也是不太理想。
医生的意见是回家里慢慢养，把营养给跟上。
营养跟上？
那年月在普通的农村家庭，还能有什么营养可言。
乌龟王八倒是随处可见，但在那缺油、缺佐料的年代，这俩玩意却是很不受待见。
六月下旬，小弟连续几天哭闹不止，并时常伴有抽搐的症状。
这天早上，母亲让二姐赶紧抱着小弟去应市大队医务室找大表哥。
此时，高中毕业的大表哥学了一年医，正在村里当“赤脚医生”。
望着二姐怀里抱着的哭闹不止的小弟，大表哥看了看，说先打个小针回家了再说。
打完针，二姐抱着小弟走到铁子岗水库下面，发现小弟抽搐得更厉害了。
她加快步伐往回赶。
母亲、父亲和大姐正在屋前面的田里干活，三姐带着大弟在家做饭，我在学校读书。
隔着好远，母亲就听到了那熟悉的哭声，她感觉幺儿的哭声是声嘶力竭的那种。
她心里“咯噔”一下，从田里起来拔腿就跑。
从气喘吁吁的二姐手里接过小弟，她轻轻拍打后背，赶紧安抚一番。
或许是感受到了母亲的气息，小弟的哭声瞬间止住不少。
但好景不长，抱回家的小弟又开始哭闹，且抽搐起来一阵比一阵猛。
父亲跑去请了个“土郎中”过来，结果人家一看，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
怎么办？
母亲一筹莫展。
送去双宗卫生所。大姐提醒。
也对，不管怎么说，双宗卫生所的医疗水平和条件要好过应市大队的医务室。
从家里到双宗有十五六里地，这次是父亲和大姐带着小弟去的。
父亲拿起勾子扁担，左边勾起的篮子里垫上衣服后躺的是小弟，右边则是勾起小弟那重达三十斤的“架椅”。
所谓的“架椅”，类似于现在的“婴儿坐椅”，我们几姊妹个个都坐过。
它构造简单：长和宽分别为一米左右；上面由一整块厚厚的实心木板做成，在木板中间位置穿一圆孔，圆孔的大小比小孩的身体略宽；底部由四个角支撑，中间有脚踏板，并设置一根宽厚平滑的撑杆，护住裆部位置。
三人急匆匆上路，到了张场街上，已是过了十一点，还好运气不错，遇到个拖拉机刚好去双宗，于是大姐跟司机说了几句好话，三人便坐了上去。
到了双宗卫生所，值班医生摸了摸脉搏，又拿了助听器在心脏位置听了听，无奈摆头，让父亲和大姐带小弟回家。
意思是没得救了。
父亲和大姐还不知道的是：干着急的母亲和二姐找当地的“大仙”来屋里做了场简短的“驱鬼降魔”的法事，按“大仙”的说法，小弟是中了“魔怔”，等他来开过“天眼”就好了。
母亲千恩万谢送走“大仙”，心里还畅想着幺儿很快就能健康归来。
一言不发的父亲收起勾子扁担，将小弟的“架椅”扛在肩上，他还想着如果在双宗卫生所里，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准备把小弟放在“架椅”上玩一会呢。
如今都是多余的。
从双宗往回赶的路上，小弟呼吸微弱，体温很低，任凭怎么喊他的名字，他也只是偶尔微微睁开眼，便不再搭理。
大姐抱着仅剩下一口气的小弟拼命往屋里赶，她是想让母亲和姊妹们能和小弟见上最后一面。
可惜在半路，小弟就咽了气。
他躺在大姐的怀里静静地睡着了，而且是谁也叫不醒的那种。
痛失幺儿的母亲元气大伤。
八月，因嫁到当阳县两河口的小姨七年了也没有生孩子，在小姨爹的一再请求下，经姑爹和姑妈商量后，将二表弟梁贤云送去赵家当儿子。
九月一日，辍学两年的三姐得以继续上学。
她和我一样都是读小学三年级，班主任是郑启春老师，但因为在家带小弟辛苦劳作了两年，她把之前学的那一点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这也就导致她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在班里垫底。
十月，在外公的张罗下，两年前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小舅结婚，他迎娶的小舅妈姓段，是他从小一起长到大的玩伴，俩人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小舅妈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先后生下二表妹梁艳和三表妹梁蕾。
母亲对客人热情相待，从不占别人一点便宜。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一九七四年，小舅妈生下二表妹梁艳后“打喜”，俗称“满月酒”。那天吃过饭，小舅妈偷偷塞给我一袋饼干，我拿回家后母亲硬是要我送回去，她是担心自己没能力偿还小舅妈的人情。
母亲心善诚恳，遇事忍气吞声。
记得那年冬天，母亲的鞋子丢了一只，她在屋里屋外寻了好几次，并且还跑到门口那条水渠里去找，结果还是没找到。
直到有一天，湾里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子提着她丢失的那只鞋过来玩，并假装是刚刚从沟里捞出来的。
接过那只鞋的她居然千恩万谢，真以为是那小子找到的。
其实母亲又不傻，她只是不想揭穿这种小孩子才玩的“把戏”。
母亲很有骨气，从小就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坦荡，有一颗包容的心。
有一年家里快没盐了，父亲让二姐带着我去借钱买盐，我俩借了几家都没有借到钱，那时候的盐价是每斤一毛七。
母亲得知没借到钱，她还开导二姐和我说：没借到钱也没关系，无非就是以后烧火少放点盐，不碍事的。我们更不能怪不借钱的人，别人也有难处。
那时候家里穷是穷了点，但真的是穷得坦荡荡，穷得很有骨气。
第七章：二姐生病
一九七四年年底，大姐嫁给了姐夫朱保元，母亲准备的嫁妆除了两床新被子外，还准备了蚊帐、荆江牌的热水瓶以及一对装饼干的瓷器。
大表哥梁贤全应征入伍，他嫌麻烦，将名字中的“贤”字去掉，改为“梁全”。
气得思想陈旧的外公和姑爹暗地里骂他是个背祖忘典的不肖子孙。
一九七五年夏，母亲生下小妹，七天后小妹便不幸夭折。
这年十月，大姐生下大外甥朱静。
同月，远嫁当阳两河口的小姨生下四表弟赵汉兵。
十一月，二姐参加川店公社组织的“水利建设大军”奔赴张家山水库加高加固堤坝。
十七岁的二姐是第一次参加驻外的集体劳动，考虑到天气越来越冷，女孩子本身湿气重，母亲专门给她拿了床家里最厚的被子带上。
谁知道和她一起去参加搞建设的另外三个小姐妹居然一共才带了一床被子，而且还是漏风的那种。
她们四个人挤在一间低矮潮湿且狭小的房子里面，没床的，睡觉直接打的地铺。
第一次出门参加大型集体劳动觉得很新鲜，又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晚上睡觉打打闹闹连续折腾了几晚，二姐就这么给搞感冒了。
白天咳嗽也继续上工，晚上回来以为多喝开水，仗着自己年轻就可以扛过去。
期间她也找当地的医生看过。
对方问了症状后，说是因着凉引起的，开了几种药丸子，叮嘱一天三次，饭后半小时服用，还说要注意多休息，别太劳累。
在那个集体年代，哪怕身体有病，谁又敢轻易请假休息？
只要还能动，你就得上工，否然挣不了“工分”不说，还会拖了集体的后腿。
等张家山水利建设结束回到家，二姐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特别是早晚她咳得非常厉害，咳出的白痰里面还伴着血丝。
母亲在此期间也频繁感冒低烧，当时她不以为然，想着可能是着凉了，便到大队的医务室拿了点药应付。
一九七六年春节大年初二，大姐和大姐夫来我家拜年。
看到因病情加重，躺在床上的二姐后，大姐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哗哗”往下流，她执意要带二姐去荆州的大医院作检查。
十八岁的姑娘那是准备嫁人的，万一因为家人不重视，她被这个病给耽搁了，那她的一生不就给毁了吗？
二姐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是肺结核，并伴有严重的肺穿孔。
医生建议立即住院。
在询问了医生看病住院需要的大概费用后，大姐夫赶紧坐车回去筹钱。
他们朱家几兄弟虽然个个都成家了，也没什么钱，但妯娌之间相处融洽，几家一合计，还是凑够了住院费。
在住院期间，大姐除了照顾二姐外，还得兼顾不到半岁的儿子朱静。
肺结核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大姐夫让她和儿子回家，至于二姐的生活起居由他来具体负责。
肺结核在旧社会被称之为“痨病”，并有“十痨九死”一说，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不治之症。
即便是解fang后，到了七十年代末，医疗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治疗肺结核这类病，医院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无非就是打打青霉素和链霉素，它俩的主要功效是以杀菌消炎和抑制病情为主。
肺结核这种病也叫“富贵病”，除了服用日常的必用药外，它主要靠养，如果营养跟得上，保持心情舒畅，生命延长十年，甚至更久也是大有可能的。
住院两个月后，二姐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肺部的穿孔已经基本愈合。
二姐出院被顺利送回家里，母亲对大姐夫一再表达感谢，并说明住院的费用，由家里全部承担。
大姐夫是个实在人。
他说都是一家人了，还说什么感谢呢，给妹妹出钱看病，这不都是我这个当姐夫的应该做的事嘛。
悲喜交加的母亲当场就哽咽了，她叹息二姐得了这么个病，又庆幸自己的大女儿找了个贴心的好女婿。
但半年后，攒够了钱的母亲还是执意把钱还给了大姐夫。
这一年的九月，我升入初中，班主任仍是郑启春老师，每次班里考试我都是毫无悬念的第一名，我成了他最得意的学生。
和我同班的三姐却回家务农了，她确实是读不进去。
家里又多了个“挣工分”的劳动力，父亲那是乐了。
九岁的大弟在连续读了两个二年级后，还是班里的垫底，于是他也主动放弃了学业。
目前在校读书的唯有我一人，母亲和我聊天时，总会时常唉声叹气。
她在我面前念叨，说后悔自己没读书，没文化的人就像个废人一样，教不了什么知识给子女，因为这个原因，会耽误子女们的前程。
还说父亲空有一身蛮力，在学习上不用心，大老粗一个，生产队长干了十年，却连个最基本的帐都不会算，这样干到头，也就是个队长了。
她经常鼓励我说：朝金，你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了争取考到大城市，离开农村，到时候住在城里，在工厂上班，穿国家发的衣服，吃商品粮，讨个城里的姑娘……
母亲坚决不让身体有病的二姐下地干活，可二姐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天气一放晴，就在家里洗洗洗和晒晒晒。
母亲揶揄她说，屋里的床单和被套就是被她这样给洗坏的。
二姐的针线活是三姐妹里面做得最好的，心灵手巧是对她最好的诠释。
她还“接棒”母亲，在家给我们做布鞋、纳鞋垫，俨然有点“大家姐”的风范。
如果她不生病，凭她的相貌和学识，根本就不愁嫁不出去。
三姐干起活来，简直是父母的“翻版”，她有母亲那种风风火火的劲头，又具备父亲肯下力气的吃苦精神。
经过一段时间的日晒雨淋，她皮肤黝黑，加上又是个短发，不熟悉的人完全看不出来，这还只是十几岁的姑娘。
大弟年纪尚小，只能在队里干点杂活，作为队长的父亲也是一板一眼地对待，给不了几个工分，就当是磨练意志，顺带糊个嘴了。
而我每天早上煮好全家的早饭后，就背起书包去上学，为了实现母亲所说的“吃上商品粮”，我早出晚归，对学习那是铆足了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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