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离婚，我明天就和你爸离婚，这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了！”自我记事起，这种尖锐的控诉，在我们家就从未停止过。
愤怒的能量和惊恐的磁场，从母亲干瘦的身躯内，一点点往外蔓延，布满家中每个角落，把躲在角落里的我和弟弟，一点点吞噬。
只有父亲除外。他要么坐在客厅里，要么蹲在楼道里，要么在小书房里不慌不忙地画着图纸，沉默得像一个局外人。
对沉默不语的父亲，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我甚至一次次在日记里写道：“我爸太可怜了，他竟然从来不敢和我妈吵架。”
我12岁那年，当母亲又站在狭小的客厅里，用手拍着茶几辱骂父亲时，我挣脱弟弟拽住我的手，说出那句憋了很久的话：“那你为什么不离婚呢？”
母亲听后，脸色大变。
随即，她指着我破口大骂，说我是没良心的东西，说我和父亲是一伙儿的，说我在日记里谴责她的话，她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听着母亲翻来覆去地说着往事，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揣测：或许，母亲从来没有想过离婚。就像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单方面发起的这一场场战争，因为父亲从不应战，所以她也从来不会赢一样。
她的强势，她的指责，她的控诉，她的不满，更像是在通过喋喋不休，寻找某种平衡。这平衡是什么？年少的我不得而知。那时，我只想带着弟弟逃离这个家。
离开家最光明正大的道路，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我从初一开始，就稳居班级前5名。小我3岁的弟弟，在我的影响和教化下，也渐渐练成了“两耳不闻家中事，一心只读手边书”的本领。
我们姐弟俩就这样成了家属院里“别人家的孩子”。
我如愿考上了离家1200公里的大学。3年后，弟弟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我们都如愿离开了家。
我曾以为，远离母亲，我就会像回归山林的鸟儿一样，身心自由，毫无牵挂。然而，事与愿违。
母亲隔三岔五给我打电话，愤怒的语气形成刺耳的声波，在我的耳边聒噪：“你爸天天加班，家中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我头疼得要死，整夜整夜失眠，怕是活不了几天了……”
我渐渐变得像父亲一样，无论她说什么，都不回应。有时，我强忍着愤怒，把电话放到床头，任由她自说自话。
与此同时，我的情感世界也如同沙漠地带。
“你不配恋爱。”“你结婚也不会幸福的。”“你看看你爸妈多么不幸……”这些念头就像植入我记忆的某种密码，一次次向我叫嚣。
我觉得自己要乐观，要积极，要勇敢去爱，要做一个乐观敞亮的人。但真实的我，总是陷入消极逃避的情绪中，不愿和任何人有亲密联系。
这种撕裂感，在我弟弟那儿有增无减——自成年起，他就宣布自己是不婚主义者。
我坚定地支持他。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国企上班。工作4年后，我买了房子。我忽然想有个自己的家，想过那种“有人为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的平凡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宋先生。他是技术男，在省研究所上班。他清瘦，寡言，严谨，不苟言笑，做事认真，踏实靠谱。
认识9个月后，我带宋先生回家。
父亲甚是欢喜，拿出徒弟们孝敬他的茅台，和宋先生推杯换盏。
母亲把我拽进厨房，强忍着一脸的嫌恶，说出了这辈子我都没法忘记的一句话：“我看他，和你爸一个德行！”
那一刻，我如遭五雷轰顶。“我爸有什么不好？他这辈子最错误的事儿，就是娶了你！”
我气愤地将一把绿油油的菠菜扔进水池，愤然离开。
不管怎样，我已经长大，我的事情，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
不久后，我和宋先生结婚。一年后，我们有了孩子。
伴随孩子的到来，问题接踵而至，我终于一点点体会到：逃脱母亲的“诅咒”，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宋先生业务能力很强，赚钱也不少，没有不良嗜好，但他还是一次次把我逼进崩溃的深渊。
孩子出生后，婆婆来帮我们带孩子。我产后抑郁，婆媳矛盾让我不知所措。
宋先生不会安抚婆婆，更不懂宽慰我，下班后索性躲到书房里，以加班之名玩游戏。
他甚至住在书房，对孩子的哭喊声，女人的争吵声，置若罔闻。
孩子7个多月时，我下班回来，发现孩子发高烧到41摄氏度。我抱着孩子一边打车，一边给他打电话，电话通着，他却始终不接。
在医院，我抱着孩子跑上跑下，又是输液又是抓药。
从医院回来，推开门看见他躲在书房里，一边吃外卖，一边玩游戏。
我放下熟睡的孩子，跑进书房抓起他的电脑，狠狠地摔在地上：“离婚！”
当我清晰有力地说出这两个字时，竟然吓到了自己。仿佛这两个字，根本不是出自我的口，而是来自那遥远深刻的记忆，来自另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
那一刻，我看着沉默的宋先生，像个孤独的影子，弯腰去捡摔烂的手提电脑，不回应，不反抗，不理会，更不安抚。
我突然放声大哭——他像极了我父亲。
他和父亲一样，逃避一切矛盾，放弃所有反抗，害怕直面冲突，将两个人的纷争变成妻子一个人的抱怨；他和父亲一样，沉默、冷漠，而他的麻木和隐忍，让妻子的抱怨显得那么荒唐可笑。
他扮作受害者，却是真正的杀戮者。他杀戮的不仅有我们的爱情，还有夫妻之间本该有的正向而健康的沟通。
时至今日，我活成母亲的翻版，在疼痛的轮回里，被明晃晃的冷暴力，逼迫得无处躲藏。这时，我才发现：沉默，也会杀人，且杀人于无形。
我不想成为另一个母亲。我决定和宋先生谈谈。
在某个深夜，孩子熟睡之后，我走进宋先生困守的书房。
我从我的童年，聊到我的苦读；从我的青春，聊到我的抑郁；从我父母相处的模式，聊到我和宋先生的结合；从我重蹈母亲的覆辙，聊到宋先生和父亲如出一辙；从我和我弟的逃离和哀伤，聊到我们孩子的当下和未来……
我哭了，宋先生也哭了。
他的童年，并不比我好多少。他是在父母争吵中长大的孩子。不同的是，在他们家，父亲是那个一言不合就动手的人，而母亲是那个被打骂的沉默者。
宋先生曾发誓今生绝不成为他父亲那样的男人。他活成了父亲的反面，却未能收获想象中的幸福。
他对冲突的逃避，对矛盾的恐惧，对沟通的障碍，皆因为他内心里住着一个害怕争吵的小孩。
“我们都是受伤的小孩，但我们不能只当受伤的小孩，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我将宋先生揽入怀中。
一次沟通，无济于事。
结婚5年，孩子4岁，我们终于找到了相处之道：可以吵架，可以发怒，可以互损，可以就事论事说问题，但谁都不许用冷暴力伤害对方。
话说开了，规矩立了，疙瘩解了，大部分需求都能得到回应，我们反倒越来越平和。
人前寡言的宋先生，开始在我面前喋喋不休。我也渐渐发现，说话有人听，吵架有人应，出招有人接，需求有人懂，是多么舒畅的一件事儿。
我渐渐放下对母亲的怨憎，开始主动给她打电话，听她唠叨。我从母亲苍老而沙哑的声音里，第一次听出了她的孤独，以及对爱的渴求。
2018年夏天，父亲被确诊患有甲状腺癌。
我认为这和他一贯逃避隐忍的性格有关。他看似从不回应母亲的诘难，但从未躲过他们之间的任何一场战争。
父亲手术后，母亲嫌弃我们不会照顾，在医院里和我大吵一架，然后逼着我们回到省城。
她一个人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包括之后的数次治疗。我知道，母亲怕耽误我们的工作，怕孩子没人照顾。我更知道，她离不开父亲。
2020年夏天，父亲身体逐渐康复，我带着孩子回到老家。
母亲和父亲从家属院搬出来，在郊区买了一个院子。他们种了一些蔬菜，喂了10多只母鸡，还养了一对鹦鹉。
“来这里，都是你妈的主意。”某个凉风习习的傍晚，父亲一边给鹦鹉喂食，一边对我说。
“爸，你恨我妈吗？”我看着院子里新栽的几棵果树，还有“咕咕”叫个不停的母鸡，突然问父亲。
父亲沉默了，就像他过去60多年里，一贯的模样。
我站起来，准备进屋。
父亲忽然说：“我对不起你妈，我以前不该那样对她，我……”
我的泪，忍不住地往下掉，止都止不住。
正在厨房里做南瓜饼的母亲，听见我的哭声，拎着擀面杖出来，对着父亲一阵怒吼：“你造了什么孽？”
这一次，父亲没有沉默，而是说：“我给闺女道歉哩……”
我本来只想在家待3天，结果待了10天，用光了全年的公休假。
我带着孩子回到我小时候生活的老厂区和学校，陪着父亲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还带着母亲去看望在县城生活的小姨。
母亲依然爱发脾气，但父亲开始反击，明确提出意见，表达不满和抗争。
看着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我忽然感到心安。
不知道是不是父母的改变也影响了弟弟。35岁时还宣布独身的弟弟，在36岁生日时，忽然宣布要结婚。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纷乱争吵、误解伤害、病患疼痛，总算没有走散。
我们学会了沟通，学会了回应，学会了倾听，学会了诉说，也学会了理解和包容。
我们终于懂得，所谓爱，不过是：我在说，我在听，我愿听你说，我想对你说，我们一起想办法。
作者：刘娜。文章来源：《读者》杂志2021年第15期 原标题《我愿听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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