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生产的物品充斥在我们的四周。我们可以随意在街边的商店买到来自印度、墨西哥、阿拉伯的食品；我们也可以随意的在街边的商店买到颜色绚丽的衣物；我们拥有着比马快数倍乃至数百倍的交通工具；我们的建筑技术已经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建起一栋房屋；我们的工厂已经不再需要人力来重复枯燥而且对人类心理健康有害的劳动；无线电让身处非常遥远的两地的人可以不需要见面而交流信息；互联网让各种信息在世界中流动了起来。
每一天，都有着新的产品被创造；每一夜，都有着被残酷竞争淘汰的人逝去。
正如《双城记》中所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所有的这些，从他们出现至今，竟然只有短短三百年。这个时代如此之短，成就却已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的时代。
毋庸置疑，这个时代孕育与成长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中，战乱让农民不得不寻找强大领主的保护。农民为领主耕种土地，而领主则给予他们微不足道的安全、和平与公正。然后随着战乱稍微平息，城镇开始逐渐发展，铠甲、马具以及来自农村的食品在其中互相交换。而更重要的，或许在于人们的信仰的变化。新教教导人们，辛勤工作和积累财富是一种美德。因此，繁荣成为了虔诚的最重要指标。终于，人们不再将贸易积聚成资本看作一种可耻而且肮脏的罪行，虽然人们依旧从道德角度质疑它。
一颗苹果砸下，牛顿提出了他那一部开创了新世界大门的学说——万有引力。正是这篇文章，人们终于意识到上帝并不能直接的对人和事加以干预，而是通过对自然法则发生作用来控制。世界犹如一部机器一样，依照早已设计好的法则永远的运转着。如果一切早有定数，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又能对社会中的其它人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只需要照顾好自己就可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则在政治学上也支持这一观点，他宣称，存在着高于政府的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不需要什么同情心；人们只需对他们自己负责。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42）则提出了功利主义，他认为，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快乐的满足。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实现自己最大的快乐。毕竟，“天助自助者”。
在个人主义被证明是对的之外，私有产权也受到了辩护。
个人的节俭和谨慎是值得奖励的。一旦财产被累积起来，那么财产的保护就成为了一项自然权力，因为他来自通过勤劳创造了他的那个人。
我们的财富不是任何人的赐予，也不带任何的罪恶。财富是对我们勤劳的奖励。我们为此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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