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南方，正午的风带着已变得不那么可爱的热，驱赶着还在已经黯淡了的万紫千红中流连的人们躲进阴凉之处。
是时候回到书桌前看点书了，除了安身立命的专业书籍，书架上的历史书也蒙尘多时了。
清代学者张潮说：“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记得在学生年代，有一位C老师负责给我们同专业的两个班上法制史课，有时候他会“随意”发挥一下，抒发自己对历史的某些见解，颇为自得，但他偶尔会忘记台下的班是哪个班，于是有一次就“随意”发挥了两次，那是一段设问加阐述加手势的长篇讲述，中心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就是汉唐精神。精彩固然精彩，但作为一个听者，第二遍的边际享受已经直降为负数了。天知道为什么偌大一个课堂满满的近百号人在他长时间的重复时都无动于衷，在他抛出问题时也没有一个人回答。是因为上节课大家都睡着了，还是这节课大家都睡着了？又或者是大家从来就没醒过，更可能的是他们的忍功比较好，最终还是没有耐性的我演了下捧哏，非常“意外”地回答了他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喜谈汉唐？主要原因还是汉唐大，而且不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忘记了皇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忘记了战地黄沙、尸骨累累，忘记了后方无数的家庭破败、民不聊生，只记住了那个更好看的版图。
通常而言，大的确有大的好处。因为大，所以一点小风小浪掀不动它，人民可以暂时安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因为大，所以可以实行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修长城，挖运河。因为大，所以即使到了穷途末路，还可以辗转应付，或选择偏居一隅，不至于一下子斯文扫地，或者玩一玩平衡策略，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兴起，不过是最近两百多年的事。而天下大同的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对民族意识、宗教个性占上风还未可知。直到今天，中国人回顾起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从西域撤出导致这块土地在以后的千年成为异族之地，或者想到满清统治者后知后觉终于让广袤的东北之地被侵占导致半岛东面无一个出海口时仍扼腕叹息。
所以，既然百姓都不介意做大国小民，皇帝更是乐得统御环宇。公元612年至614年，隋炀帝三次东征高丽，结果都悲剧性地失败了。这个失败到唐太宗时仍在延续，直到唐高宗时才终于挽回颜面。总之，当隋炀帝东征失败再回头时，国内已经烽烟四起，盗匪横行，任他怎么检讨整顿，安抚人心，都无济于事了。
公元616年夏，隋炀帝乘新建的船队至江都，留下官员负责北方，而他本人则永不复返。剑桥中国史作者这样评论隋炀帝:
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忧郁的，他备受恐惧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国的消息，更不能为帝国采取任何行动。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晚唐的皮日休同情他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蒙曼认为他主要是暴君，不是昏君，昏是失败以后才意志消沉才昏的:
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他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任性妄为，把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在这第三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以叫昏君。
故宫里有个殿，殿里有块匾，是乾隆手书，上写四个大字:
皇建有极
继承了那么大的家业，完成了那么多的壮举，创制了那么好的制度，打败了那么多敌人，却最后在高丽失手，导致国家最后分崩离析，他怎能不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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