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一个统一王朝运行到中后期的时候，各种矛盾集中爆发。
这个时候历史往往会给这个王朝一次机会，如果出现一个明君或者贤臣，搞一次大改革，成功了，王朝就会“中兴”。但是，如果矛盾爆发的方式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那历史就不会给机会了，王朝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为什么没机会了？从财政税收的角度来说，首先，农民起义会往哪里跑？当然是最富有的地方才有饭吃。所以，起义过后，王朝最富有地区的税收来源往往都被破坏了，这个好理解。
还有一点更重要，王朝在扑灭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往往病急乱投医，破坏了原来的财政和税收的分配结构，权力关系因此也就彻底改变了。比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都是这样。为了扑灭起义，朝廷给了各地军阀各自征税的权力，等起义被扑灭后，再把财政权力收回来就不可能了。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般规律，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晚清。
太平天国起义的规模和破坏性非常大，第一，扰乱的就是当时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二，太平天国之后，汉人督抚的权力变得极大，朝廷的威权被削弱。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清朝又延续了将近50年呢？在这50年里，居然还有“同光中兴”!农民起义之后，就没有再给机会的可能了，为什么清朝可以缓过来？
要知道，清代康乾盛世的时候，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是不到5000万两白银。雍正的财政改革很成功，成功的一大证明就是国库里攒下了六七千万两银子。但是这个数跟晚清就没法比，从1841年到1911年这70年中，财政支出总量从3700万两白银增长到3.39亿两白银，增长了8倍多。
清朝灭亡的时候，财政状况不仅比前面的康乾盛世要好得多，比后来的北洋政府也要好得多，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清末国门打开，资本主义来到中国，生产力大幅提高，财政收入当然水涨船高了。
宏观地看，的确如此。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来到中国，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中国也做配合，搞大改革。资本主义洪流带来的财富效应再大，也要中国这个装财富的箱子足够深，结构足够有效，才装得下。
这是脱胎换骨、流血流泪的痛苦蜕变。
这个转型带来的变化，不是财政收入的大小问题，而是中国的财政收入的基础，必须从那种弹性很小的农业税，转型到弹性很大的工商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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