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

财政

儒法之争，贯穿始终。儒法互为表里，“儒家为表，法家为里”，实乃后人对儒法关系的错误解读。儒家掌握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解释权，不可能将自己定位为“表”，而将对立的法家定义为“里”。

儒学的功能，是大一统王朝维持帝国稳定性的法宝。帝国境内，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允许江浙使用适合自身特点的治理手段、闽粤也使用适合自身特点的治理手段、西北也使用适合自身特点的治理手段……那么，地方也许会迎来三国东吴式的黄金时代，但是大一统将自动出局，取而代之的，是类似民国北洋时代的“联省自治”。因此，只有用儒学这种表面上敷衍了事，实际上保持共同价值观的学说，才能保证扁平化社会的低成本运作与治理。

在情景模拟或情景还原的历史里，法家是相对复杂的角色。比如：在儒家知识分子掌握历史叙事的解释权的前提下，在基层乡村社会，儒家的所谓教化，大致是以维持社会表面相安无事为准则，地方上以保护与勾结地方上的豪强、大族为主。但是如果朝廷委派某官吏来到地方，如果说此人是法家背景，不信奉儒学。从“好”的方面理解，此人是希望来地方上办点实事，为百姓办点好事，不想敷衍了事与得过且过。从“坏”的方面理解，此人是以打击地方大族与豪强为目的，这种打击背后的动机令人难以琢磨，可能混杂多重动机于其中。

对于地方上法家分子的行为，回到历史叙事中，掌握解释权的儒家知识分子，一般就会在史书上将法家背景的官吏定性为：酷吏。但是如果凑巧该酷吏生活在社会已经接近崩溃的时期，那么其法家行为就不得不重新进行解释，一般会将其列为曹操、诸葛亮、王猛、王安石等的同类。

黄仁宇的作品，对于中国皇帝在税收方面的权力，做出精辟论述。黄仁宇认为，东方大一统帝国的皇帝可以直接向全民征税，这种征税权力，足以让欧洲的皇帝羡慕。

东西方在征税方面的差异，究其原因，在于政体的不同。编户齐民的郡县制与封建贵族的领主制，征税流程与征税能力并不相同，但黄仁宇指出，东方帝国的皇帝拥有征税特权，不见得是福分。

事实上，拥有强大征税机器的东方帝国，同样没能避免财政之困局，而且这种财政困局，随着王朝的周期循环，而循环不止。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因为“统治阶级的腐败”而灭亡的现象，世界历史上也很少出现这种现象。因为腐败不是王朝灭亡的原因，而是王朝灭亡的征兆。正如暴政也不是王朝灭亡的原因，而是王朝灭亡的解释。

没有一个王朝会真正纠结于腐败，但是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做到没有财政上的纠结。

唐末与明末，爆发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民变，分别是黄巢与李自成。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叙事，会将唐末与明末的统治阶级，描写成腐化堕落的群体。虽然唐末与明末的统治阶级确实是腐化堕落的群体，但是大一统帝国的统治阶级，一直就是腐化堕落的统治者，与朝代处于初期、中期或末期关系不大，只不过初期的物质条件，即使充分挥霍腐化堕落的机会，效果也不一定明显而已。

主要的“线索”，也许能解开问题的症结。唐末的盐贩子黄巢造反的原因，是因为官盐的垄断以及对私盐贩子的打击，而这种垄断与打击的背后，是藩镇割据背景下的中央财政危机。明末李自成能够发展成流寇，也不是因为北京皇室或朝廷的生活开支突然增大，而是因为辽东的战事引发的白银危机，在无法用现代金融手段解决问题的时代，崇祯解决财政困局的办法，只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加饷”，由此将财政困局演变为惹火上身的财政危机。

财政出现危机的时候，儒家在此时的作用，主要是提醒皇帝务必坚守“轻徭薄赋”的古训，也就是千万不能增加人民的税收负担。同时，顺便提醒皇帝应当适当考虑一下如何节省日常生活的开支，给皇帝及外界的错觉是，似乎皇室的生活开支减下来，事情就解决。至于类似边境战争需要经费、镇压民变需要经费、自然灾害的赈灾需要经费……，这些不属于儒家应该考虑的范畴。

战争、民变、天灾引发财政危机，是不可抗力的作用下的财政危机。正常情况下，财政危机的自然生成，是社会出现分化，地方上的大族强大起来，在经济上与朝廷分庭抗礼，而朝廷因为官僚机构的自然膨胀，正好进入用度日趋紧张的阶段。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就会派上用场，皇室发现，平时歌功颂德的儒家其实不是真正的朋友，皇室在困难的时候，真正的朋友是法家。

法家取悦皇室的办法，按照法家自己的说法，是“不增赋税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打算用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通过技术手段“与民争利”。按照儒家的定义法，法家的这种办法，被称为是“聚敛”与“聚敛之臣”，也就是奸党祸乱朝政。
法家不争气的地方，是法家的政策，必须通过儒家所理解与定性的“酷吏”型的官员，才能够真正得到执行，而这种“酷吏”型官员执行政策的表现，正好对应儒家说的“聚敛之臣”行“聚敛”（政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