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心脏支架

“写作是探索世界的最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句话是李娟接受董宇辉采访时说的。她说：“写作是对自己的一种帮助，也是帮助自己探索情感，探索世界的一种……最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写的时候你会思考，思考怎么写，思考你的行为是否特别合适这样一种状态。会不停地否定自己，然后不停地调整。真的是写着写着就会发现自己最最真实的一种心意……”。

在李娟结结巴巴地表达中，我发现这段话正是我想表达的。我很喜欢读文字，并不特指读小说，散文等，是读任何有助于我了解真相，解决问题的文字。比如说读药品说明书，医疗病例，甚至是法律案例，我不禁会读还会下意识记忆。我并不是基于兴趣做这些，而是我清楚这些知识有助于我解决问题，也因此才会养成不断阅读并记忆，并以写作不断修正自己思路的习惯。近期发生的这件事清晰地印证了这个过程。

父亲做完第一次心脏支架之后，我详细记录了整个住院过程以及出院医嘱，并在末尾记录了医生的建议：建议出院一个月后去北京进行下一步治疗。

但是此时父亲不想继续手术治疗了。齐先生专程去阜外医院咨询专家，专家给的结论是“如果术后可以满足一般生活运动需求，建议保守治疗”。得到这个结论后，全家欢呼（也包括我），所有人都支持父亲不再去北京治疗了。当时我的直觉告诉我，不继续手术父亲也就不用再遭罪了。阜外专家的结论恰好满足了我们全家的心里诉求。

很多人是靠感觉和直觉来决策的，不想手术，害怕手术，害怕意外，怕麻烦等等，这些都成了决策依据。怕基本上源于无知，意外是有条件的概率事件，怕麻烦更是最常用的借口。细纠起来这些都不是理性决策的方法，等同于没思考，拍脑袋决策。全家人坐在饭桌前反复按这个模式商量，只是看起来很重视而已，并不能得到一个对的结论。妈妈反复强调要谨慎，父亲不愿意折腾，老弟没啥想法听大家的，我听北京专家的，此刻恰好结论一致。

但是为什么听到阜外专家的结论后主治医生说“（心脏）只靠一条血管供血不行……以后会像你母亲一样（心衰）。还是建议去北京再看看”。为什么两个医生会给出完全不同的建议？

术后父亲确实没有恢复到术前状态，慢慢走也只能走三百米就需要短暂休息。我很担心这种状况也维持不了多久，明年会进一步恶化。若等恶化时再做支架，会不会太晚？我开始质疑自己乐观地支持保守治疗是个错误选择，并记录下第一个问题：

术后什么时间做第二次支架比较合适？是出院一个月后，还是身体发出警示后（气喘，胸闷，还是任何一种心梗预兆？）？细想一下阜外专家给的结论，有点太模糊。何况若出现心梗预兆再准备来北京是不可行的，最好也只能去市医院了。若把握不好时机，必然是重复第一次的心梗过程。那太危险了！

此时我若反对保守治疗，需要有极其充分的依据，才能让父亲和全家人放心并支持我带走父亲，去北京治疗。我自己也需要有充分的依据，才能相信自己能替父亲做出更合理选择（因为有公公的前车之鉴，大姑姐一直自责，我也有心理阴影）。

取出父亲的病例后，我开始研读医生写的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比较详尽，记录了冠脉支架手术中主要动作：先尝试给左降支穿导丝，没通过，放弃。然后给左回旋支穿导丝，导管，尝试了几次换不同粗细型号的球囊打开支架，最后成功。

第一次读这份手术记录很是震惊，原来父亲的手术做得这么艰难！在这个县级医院里成功完成这样的救命手术，是父亲命大！父亲住院期间我亲眼看到一台手术失败，病人没有被接到病房；还有两个病人治不了，当晚一个转去市里，一个转去北京。

第二次读这份手术记录，我开始百度自己不懂的知识点，比如管状动脉有几条血管，名字叫什么？冠脉手术支架过程，原理等等。掌握这些知识之后才理解手术中医生的交代：“原本想做两根血管，但第一根做不了了。现在家属要马上签字，赶快做第二根血管（犯罪血管）——救命！”。老弟转述时说不清楚什么血管，他只是强调医生的语气很着急，一副没时间解释的样子。

反复研读手术记录并对照搜索到的详细解释，我才能确认手术记录里每句话的含义：左回旋支堵塞90%（犯罪血管），前降支100%慢性闭塞，右动脉85%堵塞。如果当时不紧急疏通左回旋支恢复心脏供血，一小时之内父亲就与我们阴阳两隔了——这也是当时医生着急的原因。即便疏通了左回旋支，也仅仅是解决高侧壁心梗，满足一部分心肌供血。若前降支和右动脉不继续疏通，这两条血管也会出现心梗，它们对应的心肌也会因心梗受到创伤（房颤，室颤，血清中会出现心肌钙和心肌蛋白）。故主治医生说不可能靠一条血管供血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能因阜外专家的一句模糊的建议而忽略。

但是为啥阜外专家说可以药物治疗呢？药物治疗能缓解心梗发作，但如果血管彻底闭塞药物又如何起作用呢？是父亲年纪大了不适合继续支架治疗么？还是这个医生不愿意给做支架手术？如果父亲可以承受支架手术，也能找到适合的医生，那么剩下两根血管都能做支架么，还是做其中一根，哪一根比较合适支架？我把这些问题逐一列出，未返回北京前试图自己先找到一些答案。

我不是一个纠结的人，也不习惯内耗，但我喜欢每逢重要时刻，按结构化思维把每种可能的途径和结果都设想一遍，就像测试程序一样遍历每个程序分支，保证没有遗漏。做这种假设需要掌握全套相关知识点，可我此刻并不具备这些知识。但是带父亲来北京治疗，需要这些信息支持啊！

（如果父亲及家人都能够采纳医生建议，直接去北京治疗，我也就不需要做以下工作了。但是我的家人偏偏不是那样想的，要想改变家人的整体决策是件非常内耗的事情。不仅是这件事，很多事都如此。）

我继续向百度求助：哪些病人不适合做心脏支架？慢性闭塞血管是否适合做心脏支架？不能做心脏支架的病人要如何治疗重度冠心病？在大海捞针中我在知乎上查到了一篇文章，它介绍了美国有关慢闭血管支架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的三年，五年存活对照实验。实验结论是慢闭血管条件下心脏可以靠侧支循环维持心脏供血，支架手术和保守治疗的存活率几乎没有差别。美国因为这项研究结论大大减少了心脏支架手术的数量。

阜外专家的建议大概是依据这篇论文给出的。父亲现在可以维持非运动状态的心肌供血应该也主要依靠侧支循环。那么父亲心脏的侧支循环好吗？可以这样维持多久？血管造影可以看到侧支循环情况么？我又列出一系列问题。

我陪父亲散步时，一边走一边百度，至少要能初步答复自己所有疑问。感谢互联网的推送功能！我陆续查到了与父亲相似的三条血管全堵的病例，支架手术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急性心梗时手术肯定是风险最高的，所以绝对不能等到父亲出现二次心梗再紧急手术！应该再找几位专家看看是否还有其它建议。

我把每天收集到的信息及结论反馈给家人，不是简单反馈结论，是要读出原文中的关键段落，并加以通俗的解释，表明这是专家们的研究结论，不是我的一面之词。这样饭桌上的讨论变得有内容，有数据，有方向了，父亲“不想再做手术了”的想法也动摇了。

我的学习范围从心脏支架扩展到冠脉搭桥了。原来传统上心脏三根血管全堵的常规手术方案是冠脉搭桥——开胸大手术，创伤大，恢复慢，风险高于冠脉支架。现在已经出现了小切口搭桥手术，损伤小得多了。那么父亲的左降支是应该保守治疗，还是应该做旋磨术后支架（针对高钙化血管的一种支架技术），还是做小切口搭桥呢？我尽可能去查阅这些技术的难度，风险，成功率，以及手术的普及率。

阅读这些文献的时候我像在知识的长廊里漫步，每走一段都有一些新发现。每次新发现都会给我带来新的喜悦，父亲的病很重，但新技术的临床应用推广也很快啊！我们不必那么无为啊，可以在风险可控下谨慎为之啊！

回北京我继续咨询专家。第一家医院——安贞，心内科专家的结论是右动脉可以支架，前降支只能试试，不能保证成功。发住院通知，急诊入院，随机安排手术医生。父亲听到我的汇报后反应居然是“继续在县城医院做就可以了，不用去北京做”。父亲怕麻烦，老弟竟然也附和父亲。我真不理解他们是咋选择自己的命运的！

继续咨询第二家医院——北医三院，心内科专家结论是一定要尽快安排右动脉支架手术，前降支只能试试，不能保证成功。如果前降支无法支架，他可以帮忙安排外科做微创搭桥。这位年逾六十的老医生非常诚恳，他说如果同意手术他会安排病房联系我，根据父亲来北京的时间安排住院及手术时间。搭桥手术也要根据支架手术情况后续安排。我兴奋地跟父亲描述这位老医生推荐的完整方案，我说能遇到他肯定是缘分，他替我们安排好了一切！父亲居然很干脆地同意来北京手术了。

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跟父亲及家人的沟通过程并不是一场谈判，但是它比谈判耗费的心力更多。因为我提供给父亲的信息决定了父亲的选择，实际上是我在用我筛选的信息和知识点引导父亲的选择。我没法强势地替他们做决定，我希望父亲能在充分知情的状态下心安地做出最好的选择，不是忐忑不安地接受我给他的选择。

我回家接父亲坐轮椅来北京，到站直接奔医院住院，紧锣密鼓地检查，第二天手术。术中老医生两次到准备室告知手术中的变数：

第一次告知：右动脉血管狭窄处是血管拐弯处，放支架很困难，所以县医院做不了——万幸！现在不是在县医院手术室！我翻出上次血管造影的照片，猜应该在这里放两个支架才能解决问题。

第二次告知：手术非常惊险，但效果也很好，放了两个支架（果然如此）。今天手术时间太长了，就做到这里了，前降支不能试了。老医生想给我们解释难点在哪里。我拿出照片指给他看。他说“就是这里，那个……要穿过这个狭窄处，还要穿过这个拐弯……太困难了。这次手术时间太长了，所以前降支没时间试了。你愿意做的话一个月后我再给你正式试一次……”。我不断点头表示理解：“前降支全堵了，导丝很难穿过去。穿不好会刺入血管壁，很危险。我们不着急做……”。老医生眼睛亮了，他说：“是这样的，你懂这个？”

父亲是坐轮椅从手术室出来的，比第一次状态好多了。他说老医生问他：“你女儿干啥的？我以为是医生呢！干网络的，还懂这个手术？”。他还说“老大夫说给他放了特殊的支架，县城医院应该没有”。父亲是想告诉我，我选择来北京做手术是对的。

不过父亲在来北京前，听我给他介绍微创搭桥过程后立马告诉我“不想做微创搭桥了”。我很奇怪，问他：“为啥刚开始同意做，听完介绍后又改主意了？”。他说：“他原来并不知道搭桥是取一段自体血管，再接到心脏血管上。用于搭桥的血管要两头都缝到心脏的血管上，风险也挺大的啊！”这会儿我才明白，原来很多人在做选择时根本完全不了解自己将要做的事，是稀里糊涂选择啊！我安慰他：“搭桥成功率有97%，也不用太担心。如果支架后堵塞也多半要靠搭桥解决问题的”。父亲点点头说：“再说吧……”。我明白第二阶段结束了，父亲想好好休养，停止折腾了。

术后一周，父亲走一公里没问题了，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手脚也恢复了红润。

不断给自己提出问题，再搜索记录累积到的知识点和数据，并依据它们来做选择，这是我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同时这也是我理性爱家人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事后才能理解一点点——要先科普扫盲，这也是令我感觉疲惫的地方。这个方法要用在必要的事情上，在小事上滥用等于折磨自己。写了那么多抚慰心灵文字的李娟看起来并不快乐。“不停地否定自己，然后不停地调整，写着写着就会发现自己最最真实的一种心意”。也许我们有相似的经历吧！

在北医住院期间，我上次记录的住院医嘱和医院提供的病例派上了大用场，医生直接拍照我的文字，并拿走病例去参考了，省去了反复交流确认的时间。脑子不好用没关系，不理解专业词汇也没关系，只要能准确记录实况就非常好了。记录是探索的开始，是思考的起点，是提升认知的工具，是治疗后悔的灵丹妙药。虽然记录有时会比较累，但比回望来路时一路后悔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