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的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到了部门经理的职位了，看起来怎么也轮不到我被解雇了，但有一天早上总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公司要解散了。
“这这这，”我急得都结巴了，“这是为什么？咱们不是挺能挣钱的吗？”
“你怎么知道咱们挣钱？你拿什么证明？”
“眼里看到的，业务挺红火啊。”
“这种事，光凭眼睛看是不行的，要拿证据。”
这是在破案呢还是在开公司呢，我心想。
总经理递给我一个公文袋，“今天你要办的就是这件事，去证明公司在挣钱！这是公司这几年的报表，很复杂，我们没人能算明白，你拿着它，到城里的总部去，找财务科，把这笔账算明白。”
“您刚才不是说要解散了吗，怎么还要证明它赚钱？”
“解散，不一定就是消失。我们有可能跟天津东丽区的一家公司合作，注册一家新的公司，如果你证明我们在广州是赚钱的，我们就有余额去天津投资了，明白了吗？”
“哦！”
“等等，还有，如果我们和天津的公司合作，作为友谊的开端，我们将举办一场足球友谊赛，问题是这场比赛的场地在哪儿。你去总部顺便问问办公室，这场地是谁来找，在谁的主场踢这场球。”
“Yes Sir！”
我拿着公文袋，开着车，来到位于广州市中心的公司总部。这里很拥挤，院子里的停车位都满了，我只好把车停在了马路边。
我先去找财务科，我要找的人实际上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同事吴燕，她已经爬到了总部财务科长的位置。我进屋，看见她盘着个头，在一群人的围绕中不停地说话，显得很干练。我把公文袋递给她，说：“好久不见了啊小燕子！有件事要麻烦你，”我避开了周围那些人厌恶的目光，“这报表要算出来，看结果到底是赚钱的还是亏损的。”她满头大汗地点点头，把公文袋放在桌边，我又给它拉回来，说：“要快，涉及到公司生死存亡的大事，我在旁边坐等结果。”这下，周围人的目光里增加了一些惊讶，吴燕则愣愣地盯着公文袋，一颗汗珠子“叭嗒”掉在牛皮纸上。我走了。
我到了另一间屋，这回要找的是总部办公室主任，实际上他是我的老朋友，十年前，我们一起在一支业余足球队踢球。他叫刘涛，十年前的外号是“叫兽”，因为他当时常常在足球场上吼叫，像教练一样怒斥那些表现不好的队员，或者激励大家玩命干。现在，他戴着眼镜坐在总部办公室里，西装革履，温文尔雅，动不动给人盖公章，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我到了他面前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拿不出老球友的劲头，只能毕恭毕敬地说：
“刘主任，我有件事要请教您。”
他也没客气，也没说什么“老朋友了客气啥”之类的，他太忙了，顾不上这些，只是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等我说下去。说实在的，能这么认真地对待我就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我说：
“据可靠消息，咱们公司与天津的一家公司要举办一场足球赛。”
“这事我知道。”
“哦。那您知道场地由谁定吗？”
“还不知道。这样吧，我帮你问问，回头打电话告诉你。”
“好的，您忙。”
我走出办公室，到休息室去，接下来就专门等候这俩老朋友的回答了。由于地处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带，这里的房间特别拥挤，我在休息室透过窗玻璃就能看见他们俩在各自的屋里干什么。刘涛在打电话，放下话筒又拿起来，一个接一个地打，不知道里面哪个电话是关于足球赛的。吴燕呢，我只能看见她的背影，她盘着的发髻正对着我，下面是一个直挺挺的干练的白脖子，周围是别人的黑乎乎的脑袋，她好像永远被别人围困着，并且习惯了在这种情况下算账不出错，我感觉她现在算的就是我的账，因为她埋头看账本、不受周围那些脑袋影响的样子，只有涉及到公司命运的账目才会让她如此专注。
我等了很久，员工们开始下班了，吴燕还在埋头算。这时，刘涛从办公室走出来了。不好，他要下班，一点儿也没有要回我话的意思，他没有东张西望找我，也没有奔休息室来，人家是要直接奔车库啊。我忽然明白我哪儿错了——我没跟他套交情。本来也是啊，老朋友办事就得走老朋友的路子，我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装什么呢。我就跑出休息室堵住他的去路，我要让他知道我知道他是我的哥们儿。
“嗨，叫兽！”我一把薅住他的胳膊。
他吓了一跳，眼镜差点没掉下来。
我又咧开十六颗白牙，说：“肿么啦？不记得自己十年前的外号了？我刚才在办公室没好意思叫你叫兽，可等到你下班了。”
他勉强地笑了笑，表示自己想起来十年前是有这么一个外号。
“喝点儿去，”我说，“咱哥俩有十年没亲热过了。”
“不巧不巧，”他说，“家里还有点事，今天喝不了。”
“是吧？其实，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你知道……”
“我知道，咱们公司很快要解散了。”
“可不嘛！好好的公司，说解散就解散了，昨天还接了一批订单呢，今天早晨咔擦就收到通知，完犊子了，哎，这上哪儿说理去……”
“亏损了自然要解散的嘛。”
“不是，是赚钱的！吴燕正在那儿算呢，我感觉余额绝对是正的，要不然拿什么去跟天津合作啊？”
“真的？你的感觉可靠吗？”
“正的正的必须是正的！不然，”我凑到他耳边，“叫兽，你想想，要是没钱去天津，我们干嘛去？我们怎么养家糊口？”
说到这里，吴燕走出来了，喘着大气把一张纸递给我，“你回去把这个跟他们说，结果出来了，咱们在广州这么多年，总的余额，是盈利的！”
“是吗？哈哈哈哈……”我乐不可支，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们俩就那么冷静地看着我。
最后我实在不好意思，停下来，说：“吴燕，辛苦了！你去天津吗？必须逛逛五大道。刘涛，你到了天津，离你老家北京就很近了，哎对了你现在还踢球吗？”
“嗯，”他扶了扶眼镜，“说起踢球，我想起一件正事，天津那家公司刚才答复我了，说是愿意到我们的主场来踢，所以，最终，友谊比赛的场地，定在天河体育中心，就是恒大经常踢球的那地方。”
“哇，太棒了，我只在那里买过票当过观众，还从来没在那草地上走过呢！”
我兴奋地打算回天河区，要把一切好消息告诉领导。可是我的车被锁了，在广州市寸土寸金的地方没有停车位、停在路边，让人给锁了。我也不生气，满心装着好事，坐上了公共汽车。车开到大观中路，都快到公司了，我突然想起，吴燕给我办的事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果呢？那不能光凭嘴上说“盈利了”呀，那得有一个凭据呀，可是我拿到什么凭据了呢？我想呀想，撇掉了脑瓜里许多兴奋的泡沫后，从记忆中捞出一件确定的东西——吴燕曾经给过我一张纸。
这纸在哪儿？
我两手空空，我出门的时候确实没有带任何包，我翻遍自己的衣兜裤兜也是找不到那张纸。恐怕是在我得意忘形的时候把那张纸丢下了。
那张纸应该还在总部办公室门口，在我拉着叫兽套交情的地方！我得赶紧回去，清洁工应该还没有上班，还没人扫地。
但是，我忘了总部在哪儿。
梦里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去了一个地方，再往回走的时候，你就忘了你刚才去的地方到底是哪条街。
我掏出手机导航，按照公司的名称来导航，手机里的百度地图一片模糊，像是摔坏了之后又泡了水的样子。
找刘涛的电话，找吴燕的电话……一切都在梦境中的手机屏幕上化开了。
尾声
广州某公司与天津某公司的足球友谊赛终于举行了，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恒大经常踢球的地方。
我拎着公文包，气喘吁吁地赶到球场。自从丢了财务科给的纸条，我就习惯了带着公文包，到哪儿都带着，免得再丢小东西。此刻，我拎着公文包冲上球场，周围的运动员都在比赛，我在他们中间穿梭，喊着：“你们怎么不等等我啊！我最爱踢球啦！广州与天津的比赛怎么能没有我呢！”喊着喊着，我就参与了，看见球就接着，带球，传球，射门……没人管我，裁判都不知道死哪儿去了。我无意中看见看台正中央有一个衣冠楚楚的人，守着一堆设备在监控着球赛，仔细看这不就是叫兽吗，呵呵，十年来，丫真的不踢球了，成了管理人员。他身边的设备那是什么，还带着长长的天线，哦，那是发信息机，群发机，他在键盘上嘟嘟嘟地摁着，原来是在发信息。发给谁呢？很快，我的手机响了，我周围的队友们的手机也响了，我打开手机一看，叫兽发来的信息是：
“精神文明第一，比赛第二。”
好嘛，我们公司的球员上场都得带着手机。我现在走到哪儿（连上个厕所）都带着公文包，正好就做对了，因为公文包里正好有手机。我们公司企业微信里的消息，是员工必须看的，而且必须尽快地看到，所以我们踢足球比赛也要在手机响起企业微信特有的提示音时打开它看。我比其他同事还要麻烦，人家只是捏着个手机上场，我还要反复折腾公文包——打开包，掏出手机，打开手机看，把手机装回包里，扣上包，继续踢球，再打开包……周而复始。再一看看台上的叫兽那也是很搞笑，他那笔挺的制服、那虔诚的表情，很有点像一九四几年德国奥运会主席台上的希特勒。信息又来了：
“足球是友谊的大使。”
哦靠，这就是叫兽发来的信息啊，就是十年前在足球场上动不动跟对手打起来的那个叫兽？我们接到公司企业微信的消息都必须回一个“收到”，忙着捣捣手机，当然踢不过天津队了。很快，我被逼到自己大门前了，顾不上别的了，我们光堵门了。对方的炮弹咚咚地砸过来，我们用肉身堵着，好几个队友都倒在地上抽抽了，还得顾着收企业微信：
“发扬三从一大精神、把信送给加西亚的精神、李云龙的亮剑精神，打出企业文化，打出上市公司的风采！”
“我草，”我忍不住嚎起来，“废话怎么那么特么的多哇！我们的门都给打漏了！”
堵门的队友基本都没影儿了，都伤了被抬下场了或者倒那儿起不来了，对手好像有了同情心，不再爆射，而是小巧地配合之后轻轻把球推进门，门那么宽，就算球速很慢，我也来不及跑过去挡它，它甚至是像柳絮一样轻飘飘地飘进了门，我绝望地嚎出了这个梦中最清晰地留在记忆里的一句话：
“人家用汗毛扫一扫，现在都能把球扫进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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