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何以成为医疗服务中心

现代医疗服务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医疗服务的质量。

二是医疗服务的效率。

为了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在全世界都形成了以医院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高度分工协作

我们从一个疑难病例讲起

患者是一个10岁男孩。脖子疼，两条腿没力气。他的脖子撑不住脑袋的重量，所以只能低着头，上课必须用双手支着下巴才能看黑板。正常颈椎是稍微向前方弯曲的，这是为了直立行走。但是，这个孩子的颈椎严重向后弯曲，这在医学上叫做严重的颈椎后凸畸形。

这样的畸形会带来大问题：一方面，脖子支撑不住头的重量，头会把畸形弯曲的颈椎压得越来越弯，所以他抬不起头。另一方面，畸形的颈椎会压迫颈部的脊髓、气管、食管、血管。现在是两条腿没劲儿，再进展四肢都可能瘫痪。

这个病诊断不难，难的是怎么治。

你可能会说做手术。但是，手术的难度太大了。普通的颈椎手术，对于一个骨科医生不算难。但是这个患者曾经做过一次手术，再加上畸形，现在他的局部解剖结构乱了，手术风险也就增加了无数倍。

其次，这个手术的关键除了矫正畸形的弯曲，还要给颈椎打上固定架子，用外力辅助，这样才不会复发。但是这个孩子骨发育不良，在这种畸形的椎体上打钉子，风险又增加了很多。还有，这个手术要做到第一节和第二节椎体，也就是紧邻大脑的寰枢椎。稍有偏差患者就会高位截瘫或者死亡。所以，找到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才是关键。

孙宇老师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骨科教授，主要研究疑难的颈椎畸形。每年他会做400例颈椎手术，其中有100例左右，都是疑难畸形。

患者来北京找到了孙宇老师，孙宇老师看过病例，说：“我给你做。”孙宇老师的底气来自于他的个人技术，同样重要的，是他背后医院的整体实力。对于这种疑难病例，能力再强的专家一个人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手术前，孙宇老师找到了全部相关科室的医生会诊。我们把这种工作模式叫做疑难病例的多学科会诊制度，也就是所有相关科室的人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到医院看病，你看到的是分工，我看到的是协作；你看到的是单点，我看到的是网络；你看到的是某一个专家，我看到的是整个医院平台。

在多个学科的共同参与下，这个孩子终于完成了手术。这个手术能顺利完成，有一项前沿技术——手术导航，起了大作用。手术导航相当于在手术器械上加了一个GPS，钉子打到哪儿了，刀切到什么部位了，都可以在屏幕上实时地显示出来。这种技术让这台手术更快速、精确、安全。

以前，做手术的时候总有医生看不到的部位。所以，无论医生经验多么丰富，也有误伤神经血管的可能。尤其是对于这个孩子，他的局部解剖结构已经乱了，而且椎体畸形，手术风险可想而知。

只有在医院这个平台上，有了分工和协作的基础，才能让医生的技术实现单点突破。这些优势技术协作起来，才可能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医院和医院之间的分工协作，不仅保证了质量，还能让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能量高效利用

以前都是医生上门去给病人看病，为什么现在却是病人去医院呢？

先说医生。孙宇教授专门的研究方向是疑难颈椎手术，那么他上门去给病人看病和各地的疑难病人都过来找他，哪个效率更高？当然是到医院了。

再说设备。检验科、放射科、手术室等等这些辅助科室具有大量的医疗设备。统筹利用，又让这些设备的能量和病人高效匹配。医院为医生赋能。让不同专业医生的能量汇聚起来，从而推动医院的发展。

吴军老师说过：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把这个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并传递出去，就是信息。

医院何以成为医疗服务中心

在医院，每个医生都是自己研究领域信息的拥有者。信息产生大量的前沿知识，但是，怎么让这些信息迅速扩散到所有的医疗服务现场呢？

首先，信息的沟通和流动才会带来更新，不断更新才可能带来前沿信息。咱们说的这台复杂手术，不仅孙宇老师，全部参与治疗、会诊、手术的医生和护士，都获得了不同领域的信息。他们又把自己领域最前沿的信息集中到这个患者的治疗上，这些就成了治疗复杂疾病的最佳信息。

其次，我们说的“见识”，就是先有“见”，才有“识”。见过大量的病例，才能积累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我见过”是“我可以”的底气。

但是，这些关键的信息最怕什么呢？怕丢失，怕有偏差。所以，医院又用专业化的传承体系，避免了信息偏差或者丢失。比如，带教体系、专家查房、教授会诊、多学科会诊，这让年轻医生可以不断地学习。同时，不同的医生查房、会诊讨论，也避免了个人信息偏倚。

信息经过不断传递、更新、迭代，才形成今天的医疗知识体系。在医院这个平台上，信息得到了最高效的利用和传递。

医院何以成为医疗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