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意气独老成——读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少年意气独老成——读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说明：本文是为张翼健先生主编的长春版国标教材初中版而写。

      据报载，1999年在越南海防发现了王勃父子墓。王子安，本来是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怎么跑到越南去啦！这还真得从头说起。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门庭可算显赫，祖父是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也许是秉承着家族的文化基因吧，六岁能文，可谓早慧；十四岁应幽素科及第，可谓少年得志；十六七岁授朝散郎、沛王府修撰，可谓官场得意；十八九岁戏作《檄英王鸡》一文，得罪高宗，被逐出王府，可谓官场失意；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求补虢州参军，不久又因事获罪免官，牵累到他父亲被远放交趾(今越南境内)，可谓殃及严尊。无官一身轻的王勃在前往交趾省视途中，因渡海不幸溺水，因惊悸而死，才二十八九岁！《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或作“州”）》写于长安是定论，从诗中可知。对《旧唐书》《新唐书》本传比较，我觉得可能写于及冠之年之后，确切地说他因戏写斗鸡檄文“斥出”王府后便赴蜀中游历，当在游历回到长安之后，“补虢州参军”的任上。“同是宦游人”应该不是“授朝散郎、沛王府修撰”之时。这样的推断是有感于诗的格调。作为赠别诗，本诗与同类诗作迥然不同，它摆脱了同类诗作的伤感、低沉的情调，表现出开朗、乐观、豪放的情怀，从中能感受到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格调让人思考：诗人要么“文章老更成”，要么少年老成，而后者显然是正确的选项。且看王子安的少年老成是如何述诸笔端的吧。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首联对仗十分工整，属“工对”中的“地名对”，既点明了送别之地，又点明了友人即将宦游之所。我总觉得王勃是游历剑南回来后又做了官的时候在长安送别杜少府。在长安的城楼上隔着“风烟”是“望”不到五津的，但这个“望”字却真的将两地连在了一起。肉眼能看到的，并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超越了视域是什么也看不到的，但是望去一派迷蒙的烟雾在肉眼能见的范围内，真是阻隔了人的视线，这一笔写实也自然流露出几缕离情别意。长安的城垣、宫阙这是一个点，被辽阔的三秦之地所“辅”——护持、拱卫，这就把一个点扩散到一个广阔的面；蜀川也是个点，但不说蜀川而说五津，这又由点扩散到一个面，虽则为了和三秦对仗，把朋友要去的地方说成一个比较模糊的面，而且诗人可能已在那里游历过，回来后诗文大进了，深知蜀川之山水的奇特，没准儿心中也并不觉得到那里做官是糟糕的事情，所以仕途的漂泊不是不能接受的。那么，超出一般送别诗的不舍之情，就有了现实的解释：自己就是因为离王者太近而获罪的呀。从送别的这个点一直扩散到杜少府的目的地，仿佛两点通过模糊的面而连接在一起了。诗人阅历并不深而词极工，仅仅在文辞上，少年老成已现端倪。

      第二联是散句，“与君离别意”承接首联写惜别之感，却欲说还休。“同是宦游人”一句豁达地消解了送别的感伤。长安对我们本是他乡，便是在长安的相聚，也是宦游他乡；这次你去蜀川赴任，同是宦游他乡；别是客中之别，送是客中之送。虑到了这一点宦海漂泊，则伤感最大限度化解了。对于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诗人，把离别那点事儿拿捏得如此得体，莫非源自他的早慧？此少年老成之二。

        第三联廓开意境，自铸伟词，便成千古名句。宦海哪个不浮沉，客中谁不孤哉！但是，在宦海之中得遇知己，是人生的万幸，一旦可以称为知己就在人生永远定格，与知己的心理距离绝不会因为空间的距离而疏远。什么是海内，哪里叫天涯？一点灵犀就会让遥不可及成近在咫尺。这样的至情言语，是过滤了人生的芜杂才会领悟到的，二十多岁的诗人何以穿透人生的障壁出此伟词，此句一出而成为后人的定例？这份深刻，是过滤了超越他年龄的哲理，此少年老成之三。

      尾联紧接三联，以对杜少府的殷勤劝慰结束全篇。古人送别直到“歧路”才分手，“歧路”点出了“送”字，与首联呼应，使结构圆合。劝慰杜少府不要做儿女之态，哭鼻子、抹眼泪，语壮而情深，表现了诗人开朗的胸襟。可以想见，这位朋友在京城好不容易谋得县尉这样一个小官，还要长途跋涉到蜀川去上任，恐怕也是一个很不得志的人吧。诗人自己在官场也不得意，这也许是两人引为知己的缘由之一吧。我猜想，杜少府在年龄上恐怕是王勃的兄长，几人能如他弱冠而官呢？但是王勃却能够如此宽慰朋友，反倒像是个仁厚的长兄。对于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诗人，不狂不燥不腻，这份情致只能出自至诚，此少年老成之四。

      这首诗四联均紧扣“离别”起、承、转、合，诗中的离情别意及友情，既得到了展现，又具有深刻的哲理、开阔的意境、高昂的格调，不愧为古代送别诗中的上品。全诗情调高昂，气象开阔，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风。

      文词上的老到最显而易见，诗体上的初创之功并不易见。要知道，唐代逐渐成熟和盛行起来的新诗体——五言律诗，在年轻诗人王勃的笔下已经开始尝试和形成，要是读一读王维、孟浩然的五律，读一读李白、杜甫的五律，就会发现这种新诗体在唐代的发展如大江奔流，波澜壮阔。不仅如此，内容上也是开送别诗的先河，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此诗一出，便把“别调”成主调，在意境上也开掘出前所未有的高格。这一切，都出自一位时年二十多岁的青年，在诗歌上，他还不算少年老成吗？莫非生命之花绽放越早、燃烧愈烈，则生命的长度就要加速进程？命运何以不让诗人人到中年？哀哉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