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唐·刘禹锡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
唐·刘禹锡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提到桃花，我们总是会想到春天，想到美女，想到爱情，因为桃花有最蓬勃的生机、最娇媚的外形、最热烈的色彩。这些特征，让桃花与温柔旖旎的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相比起来，刘禹锡的两首桃花诗却格外与众不同。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其《病后访梅九绝》中提到“梦得因桃数左迁”。刘禹锡与桃花，有着怎样难以割舍的因缘，他笔下的桃花，又会有着怎样别出心裁的象征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桃花背后的故事。
安史之乱后，大唐的国祚一直摇摇欲坠，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一直在蚕食着王朝苟延残喘的生命。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像一场激烈的拔河，你争我夺、此消彼长，王权就在漫长而持久的拉锯战中保持着微弱的平衡。
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病逝，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李诵一上台，就把20年太子生涯中酝酿的革新政策付诸于实践。这场革新在潜邸旧臣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主持下，轰轰烈烈拉开了帷幕。革新旨在清除德宗朝的腐败和积弊，扶王朝之将倾。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二是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三是抑制贪官势力，整顿朝廷政权。可想而知，这场革新几乎是以势单力薄的孤掌之功，企图撼动三方巨擘，其失败、被反扑、被清洗的命运是注定的。
唐朝是宦官专政最严重的朝代。尤其是中晚唐时期，皇帝的废立，甚至是生死都掌握在宦官集团手里。为保自身利益，宦官首领俱文珍向内勾结佞臣，向外勾结藩镇，发动宫变，拥立太子李纯，迫使顺宗退位，仅持续三个多月的革新宣告失败，这一年是永贞元年，史称“永贞革新”。
革新以失败告终，革新派的成员迅速遭到了清算。革新派领袖王叔文被赐死，王伾被贬后不久死于治所，刘禹锡、柳宗元等八名核心成员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永贞宫变对于刘禹锡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噩耗接二连三到来。在贬谪的途中，刘禹锡先是得知亦师亦友的二王相继死于非命，而后遭遇中途改贬、一贬再贬，且有明确旨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最后，顺宗驾崩的消息传来，令刘禹锡悲痛不已，同时也意味着，彻底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漫漫贬谪路。
以上就是桃花诗创作十年前的故事。这十年里，刘禹锡在朗州，即今天的湖南常德过着半官半囚的生活。因为是罪官，地方政府不发俸禄，刘禹锡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地方官员为了巴结朝中新贵，处处刁难刘禹锡，不断落井下石。但无论是物质上的匮乏，还是精神上的折磨，都没有磨平刘禹锡的意志。他依然是那个豁达开朗、不屈不挠的诗豪。朗州的十年是刘禹锡创作生涯的高峰期，许多千古名作，如《秋词》《昏镜词》《聚蚊谣》等，都是在朗州的恶劣环境中孕育而生的。
公元815年，淮西节度使发生叛乱，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奸相李吉甫死，韦贯之拜相。韦贯之是一个实干家，他爱惜八司马的才干，一上台便做主召回了他们。
刘禹锡本已做好了老死穷山恶水间的心理准备，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起复的一天。这种欣喜若狂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他在赴京途中宿于长安城外的都亭驿栈，等候永贞旧友陆续到来的一个夜晚，回忆着这十年来的种种，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诗：
雷雨江山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
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
其实长乐钟并不是第一次听，长安城也并不是第一次来。然而，在阔别十年之后再一次回到这里，这座城市熟悉而陌生，处处都带给他新鲜的感觉。
公元816年春天，刚刚风尘仆仆抵达长安的刘禹锡，迫不及待地随着长安城的百姓们，去网红景点玄都观打卡。彼时，玄都观里千株桃树正处在盛花期，游人如织，道路两旁因川流不息的人潮而尘土飞扬。玄都观，在长安城南崇业坊，这里原先香火凋敝，名声不显，刘禹锡离京前任屯田员外郎时，这里甚至未有花木。十年里，玄都观发展成新兴的观光胜地，这样烈火烹油的场面，让他不禁想起永贞旧人离开后的朝廷，已是面目全非。而这些桃花，就好像是朝廷的一茬新贵，在他被排挤出京后迅速上位。
这是一首幽默生动的讽喻小诗，其创作本意，类似于我们现在在美团上买了景点门票，游览后写的评价，用开玩笑的口吻，记录了游玩当下的心情。然而就是这样不起眼的一句评价，刺痛了朝廷新贵武元衡的眼。好嘛，吃了十年的苦头嚣张的臭毛病还没改好，那么，继续穷乡僻壤里待着去吧。于是，还没等刘禹锡在京城好好安顿下来，一封圣旨兜头而下，又将刘禹锡打发出了京城。
这一次，刘禹锡被贬为了播州刺史。播州，即今天的贵州遵义，其地多有苗疆叛乱，政局的复杂混乱程度，让派遣去的官员几乎九死一生。央视纪录片《铁血兴亡录》和《土司遗址海龙屯》对当时的播州有详细的描述。可见，当权者是奔着置人于死地的目的去的，其用心十分险恶。幸有柳宗元等好友的求情和宰相裴度的奔走，才被改判为连州刺史。
在连州，刘禹锡一待又是4年。公元819年，刘禹锡丧母，回乡丁忧，才得以离开贬所。三年丁忧期满，刘禹锡又历任夔州、和州刺史，直至公元826年，刘禹锡奉诏回洛阳任东都尚书。
公元828年春天，刘禹锡再一次来到长安。这次一回到长安，刘禹锡便觉得气氛与从前有所不同。特别是去往玄都观的一路上静悄悄的，似乎十年前目睹的盛景是一场梦境，梦醒之后，再无人记得。故地重游，眼前看到的荒凉破败的景象让他不免十分诧异，偌大的庭院中遍布苔藓，开满了野菜花，显然已经荒废，很久无人打理了。而过去云蒸霞蔚的桃花树呢，连同那些种桃的道士一起，都已经不见了踪影。
刘禹锡心中无限感慨。时间能让一些人如日中天，也能让一些人归于沉寂，能让一些人东山高卧，也能让一些人卷土重来。距第一次被贬，已过去23个春秋，半生弹指一挥间。大明宫的主人，从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到文宗，换了一任又一任。而当权者如走马观花般粉墨登场，又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上一次写桃花诗开罪的权相武元衡，甚至已经去世了14年之久，就像这玄都观里的桃花，已经尘归尘土归土。而我刘禹锡，在人世的浮浮沉沉中，又回到了这里。平生遭际，谁能预料，惟余几度唏嘘。
在我看来，第一首桃花诗固然有对朝廷的强烈不满和尖锐讥讽，来到第二首的时候，刘禹锡已经释怀了。在那些盛极一时却抗不过命运悲歌的逝者面前，刘禹锡虽经23年风雨磨难，却完璧归来，胜负其实很明显。他的情绪归于平静，更多的是对人事代谢、往来古今的喟叹。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五》就是对刘禹锡两首桃花诗的评价：
乱后玄都失古基，看花诗在只堪悲。
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
后代学者认为，元好问为人方正，也青睐中正温和的诗风，对于尖酸刻薄和嬉笑怒骂的诗作持有批判态度。而他们认为刘禹锡这组桃花诗带有怨刺，有失宽厚，因此断定元好问对桃花诗、对刘禹锡的评价是否定的。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悖元好问初衷的。细细品读诗句，“刘郎也是人间客”，一个“也”字，恰恰透露了元好问对刘禹锡的青睐和推崇。刘禹锡本不是凡夫俗子，而能让如此超凡脱俗的人，都沦为“人间客”，足以证明这场23年的漫长贬谪生涯给人带来的身心摧残有多大，毕竟，从意气风发的而立之年到年过半百的风烛残年，一生中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葬送在权力的倾轧中，又有谁能真的不在意呢？又有谁能真正免俗呢？而正是刘禹锡不同凡俗的豪迈气概，才能让他在这场政治灾难中坚持到最后，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
以前和朋友讨论过，如果给我一次穿越的机会，我会回到哪个年代？十多岁的时候，我想去公元前119年，看霍去病收复河西、封狼居胥、扬大汉之天威，那是少女对英雄的憧憬；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想回到公元701年，看王维光芒万丈又和光同尘的一生，追寻盛唐的背影，那是一个樊笼中的灵魂对自由超脱的渴望；现在，我想去公元805年，陪刘禹锡一起走过巴楚的山山水水。这么做，并不是要去抚慰一颗受伤的心灵，相反，是想从这颗不知畏惧的心灵里汲取勇气和力量。因为他就像天上的太阳，永远充满着生机，永远温暖和耀眼，在遭受了种种磨难后仍然能够不改初衷，仍然能够整装再出发。我想，这是刘禹锡最与众不同又难能可贵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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