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

两千年来，我们从未停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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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曹植《说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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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0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

这一年，汉献帝让位，东汉王朝结束。曹丕称帝，国号为魏，纷乱的三国时期开始。

这一年及之后的3年内，曹操病死，夏侯惇、关羽、黄忠、吕蒙、甘宁、张飞、张辽、于禁、刘备、马超、贾诩……亡。

三国的名人都在此时大规模死亡，虽然史料记载的死因各有不同，但他们恰巧身逢中国灾害史上的极峰——自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起席卷汉帝国的建安大瘟疫。

在这场大瘟疫中，建安七子中的四人：徐干、陈琳、应玚和刘桢皆因感染瘟疫亡故。

同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曾做《七哀诗》描述当时的惨状：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魏晋清谈的意境之所以无法复制，只是因为放荡不羁的魏晋文人随时都在准备要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慷慨赴死，而这是我们无法直面的境遇。

建安瘟疫流行区域之大、疫灾范围之广，可谓空前。中国瘟疫流行、疫灾暴发的高发期从秦汉时就开始了，这一阶段，瘟疫流行的频次逐渐提高，疫灾的范围及延续时间不断扩大、增长，直到东汉末年至西晋，到达中国古代疫灾暴发的极峰。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后汉纪》《三国志》及《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秦汉时期疫灾暴发记载的整理，并对人类群体性流行病感染现象进行基本考证，属于瘟疫流行的历史记载有57次之多。

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夏。据《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载：“入越地……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这次瘟疫暴发于越地，流传于军队当中。疫前的主要气候特征是“暑”，未见其他地质自然灾害。这次瘟疫中，患者的症状是“呕泄霍乱”。这个只有短短数字的记录却是中国瘟疫流行、疫灾暴发的分水岭，此前包括先秦时期（春秋战国）、秦末战争时期、楚汉战争时期和西汉早期，瘟疫的流行处于休眠期，疫灾多为区域性疫灾，疫灾的频次较低；此后包括西汉中晚期、新莽时期和整个东汉时期，瘟疫的流行处于高速发展期，疫灾呈现全国性暴发态势，疫灾的频次震荡上升。并在西晋时达到整个中国古代疫灾频次的顶峰。

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据《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云：“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关东及今山东地区连年饥荒，粮食危机严重。这次瘟疫并没有指出具体时间，应为一段时间内，多地区多场瘟疫流行累加而成。饥荒加上疫灾，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竟致百姓“或至相食”的人间惨剧。

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关东地区洪水泛滥，洪灾引发了饥荒和瘟疫，并持续数十年。这场始于初元元年的，旷日持久的大饥荒和大瘟疫对西汉末年的国家政治和关东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直接引发了以关东地区山阳郡冶铁徒役苏定为首的叛乱。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山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内）冶铁徒役苏定起兵反汉。《汉书·成帝纪》载：“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汉书·五行志》亦云苏令起义“经历郡国四十余”。苏定叛乱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由山阳迅速蔓延至关东大半，主要原因是长期饥荒和瘟疫导致的社会动荡。这场叛乱虽然得以镇压，但它也拉开了西汉末年关东、山东地区以赤眉军为首的叛汉序幕。由此，关东地区长期以来因饥荒和疫灾导致的社会危机开始影响并终将彻底颠覆整个西汉王朝的政局。

中国古代史中，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起义。那些暴动的人大多不是农民，而是流民。他们敲响旧王朝丧钟的方式往往不是战争，而是饥荒引发的大瘟疫和瘟疫引发的大饥荒。

汉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载：“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疫前由于粮食歉收导致饥荒，百姓竞相逃荒、流离失所。这场瘟疫暴发于逃荒的流民队伍当中，死者有万人之巨。此外，虽然“万数”只是虚数，但这是古代文献记载中首次出现疫灾死亡人数的说明。而且瘟疫不仅造成了人口罹难，且摧毁了社会秩序，导致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即所谓“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

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至天凤三年（公元16年）。据《汉书·王莽传》载：“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又云：“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还有《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躁动……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此外，《资治通鉴·汉纪·王莽下》亦云：“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吏士罹毒气死者什七。”这次在西南地区延续时间长达三年的瘟疫记载相当丰富。瘟疫的流行与军队中军粮补给不利有关，瘟疫最初在军中流行，后来蔓延到广汉、巴、蜀、犍等地，可见瘟疫传播速度之快。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载：“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这场瘟疫暴发于进攻五溪蛮的汉军中。五溪蛮也称“武陵蛮”，《资治通鉴》谓之“武溪蛮”，是东汉初年至南朝宋时，中原华夏民族对分布于今湘西及黔、渝、鄂四省市交界地的沅水上游若干土著部落的总称。这场瘟疫暴发时，当地的自然气候特征为“会暑甚”，未见其他自然地质灾害的记载。瘟疫导致汉军死伤过半，且主将马援亦因感染瘟疫而死。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他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马援素有大志，他年少时就常对家中的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在匈奴、乌桓扰边时，他主动请战，表示“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成语“老当益壮”“马革裹尸”都出自他口。

马援是中国古代知名度极高的传奇英雄，为后人所崇拜和敬仰。近代护国运动的发起者蔡锷将军去世后，孙中山就曾致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其中的马伏波，说的就是伏波将军马援。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讨伐五溪蛮，军中暴发瘟疫，马援不幸感染瘟疫去世，倒也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理想。不过，马援军中瘟疫横行不止一次，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定交趾之战中，他的军中便暴发了瘟疫。而伏波将军马援乃是秦汉时期，历史明确记载的唯一因感染瘟疫而死的高级将领。

如果有一天，人类的历史也会像恐龙化石一样成为地球的地 质史，那么终结人类文明的很可能是某种致命的微生物。这 或许是人类文明最大的魔咒，即使这一天看起来很遥远。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这条记载出自三国时期著名的大战赤壁之战，说的是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各领一万人，与刘备一起进军，与曹军在赤壁相遇，大破曹军。曹操烧掉战斗中尚未毁坏的船只，率军撤退，士卒因为军中粮食短缺遭受饥饿，同时又有瘟疫在军中传播。因瘟疫致死的士卒超过半数。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据《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载：“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这条记录同样记载的是赤壁之战中流行的瘟疫。可见，瘟疫的流行不仅限于军中，而是整个荆州地区。

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辛未月（小暑至立秋）。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荆州大疫。”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据《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裴松注：“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

秦汉时期，自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亡齐，统一六国开始，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汉献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改元黄初结束，一共经历了441年。其中，包括了秦末战争的3年、楚汉之争的3年，以及新莽的15年。而仅根据以上考证的57条正史记载的瘟疫流行、疫灾暴发的记录，合并重叠的有疫年，汇总得出有疫年总数为53个，疫灾频度为11.79%。魏晋南北朝总共362年中，有疫年总计高达76个，疫灾频度则达到21.0%。

贵族与平民同归，人间并地狱不二。

直面瘟疫与疫灾的痛定思痛又使得华夏文明之于秦汉的瘟疫，闪现出了理性而不止于人性的光辉。诞生于这一时期的《黄帝内经》中的“运气七篇”是中医哲学系统论的集大成者，而作为“运气学”的后继，张仲景《伤寒论》的出现则是东汉末年瘟疫大暴发所直接激发的。中医运气学通过“运气”将地球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与人类机体，乃至人类社会的周期性变化相互关联，既给出了瘟疫流行、暴发的理论依据，也奠定了其在传统中医学中尖端理论的学术地位。

张仲景《伤寒论·序》云：“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段直接出自于医生之手的文字是秦汉时期医学著作中唯一的瘟疫和疫灾记录。它记录了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张仲景宗族内因感染所谓“非常之疾”而造成的人口罹难：“余二百”姑且只以200计；“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即死亡人数约为133人；“非常之疾”十居其七，就是说因为感染“非常之疾”而死亡的人数大约有93人。在这里，张仲景所说的“非常之疾”当然就是“伤寒”。

在中医文献当中，“伤寒”是非常重要，又比较特殊的概念。它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瘟疫，但它的使用确实又与瘟疫有不少重叠。

《黄帝内经》中率先提出了“伤寒”一词，并且反复出现。“伤寒”在秦汉则经历了《难经》的深化，继而又在《伤寒杂病论》中形成了这一具有流行病学特征的中医学概念，并在后世对中医和东方医学防疫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长宁地震15个安置点防疫消杀。图片来源见水印

时光过去两千年，现代医学和现代卫生防疫体系早已全面建立。但大灾之后防大疫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9年的长宁地震、南方水灾之后，除了及时救灾，全面开展防疫，确保灾后无大疫仍是第一要务。毕竟，战场和疫区都是人间的地狱。可战争关乎文明的兴衰，瘟疫却关乎文明的终结。

《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

刘滴川 / 著

高高国际 / 天地出版社

刘滴川

青年学者、诗人、撰稿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刘滴川出身古董收藏世家，家学深厚，从小从事古董文物收藏及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师从北京大学美术系主任李松教授，研究方向以新石器、先秦、两汉艺术史、瘟疫史研究为主，已出版作品：《山海经校诠》《龟藏》《山海经外传》《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