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来都活得累，为追求“一句顶一万句”的效果而忙碌一辈子。有些人会说话，说一句顶得上一万句；有些人不会说话，一万句都不顶一句。而且有些人到最后也不会好好说话。
我们终其一生，不过在找一个与自己说得着的人罢了。
杨百顺不管改名叫杨摩西、吴摩西，还是罗长礼，都没有与他说得着的人了。而牛爱国为了找到那个与他说得着的人，他开始努力了。不知道他最后会不会像他的“姥爷”吴摩西那样，伤透了心，看透了世事，不再寻找；还是找到了那个与他说得着的女人，但那个女人和他，会不会在以后也变得说不着了，成了过日子？
原来这世上什么都累、都绕。
每个人心里总有忧愁，忧愁的是与面前的人说不到一起，“最难吃的是屎，最难寻的是人。”吴摩西和牛爱国都是为了给别人一个说法，出门寻人。吴摩西走出了延津，牛爱国冥冥之中又回到了延津，仿佛是一个轮回。恰如中国人世世代代为寻找说话之道而辗转反侧、义无反顾。
很巧的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同名电影也上映了，我没有去看，这中间的种种关联，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在屏幕上描绘出来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的说话之道，而人，注定是孤独的。这种寻找，既是生存，也是毁灭。唯一受教的一句话便是:
“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有人说刘震云不是大师，顶多是个精明的农村作家。可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哪里有丰硕的劳动果实？精明不是贬义词，文学中的精明但可以恰如其分的表达情感，没有精明，就没有小说中一环套一环的世事冷暖。农村更不是低俗，中国世世代代做人的道理，从来不是大师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不正是出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百姓吗？
所以，别的东西可以挑一挑，日子就不要挑了，别想着从前，然后好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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