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严复

在一百多年前，面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年轻的严复用《天演论》等一系列译著，唤起国人救亡图存意识，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在历史教科书上，严复只在洋务运动时短暂出场。但实质上，他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他是我国近代译坛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以译介西学来启蒙大众的译者之一。

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与对进化论的误读_中国海军_思想_西方

他引进英国作家赫胥黎（Hè xū lí）的《天演论》并翻译。这篇文章中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影响很大，是近代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激发了几代人为国上进的热情。作为翻译家，他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和原则。这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时至今日仍然富有活力，不断被诠释和讨论。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严复一生，去了解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学贯中西

严复，他的原名叫严传初，于1854年出生在福建南台苍霞洲，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市。他祖籍侯官县，因而又称严侯官。自其曾祖辈起，家族世代为医。

他的父亲严振先对他求取功名寄予较高期望，重视对其进行传统儒学教育。

严复5岁便入私塾，9岁左右就师从同乡著名宿儒黄宗彝[yí]。黄宗彝“为学汉宋并重”，其中汉学指的是以阎若璩[qú]、戴震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派的学说，以训诂（gǔ）、考据等实证方法治经。这种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对严复产生了终身的影响。

1866年，父亲严振先染上时疫去世，严复的传统教育阶段也告一段落。父亲的去世导致全家陷入经济窘迫的境地，无力再聘师让严复入塾就读。严复只能另谋出路，选择入读更为经济的新式学堂。同年，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设立的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这是由洋务派代表性人物左宗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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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之下，船政学堂的课程以西学为主，以英语、法语授课，但仍然要求学生诵读儒学经典。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这5年间，严复学习了包括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在内的诸多课程且表现优异，为他后来全面地译介西学打下了一定基础。毕业后，严复被派上军舰进行随舰实习。他游历了东亚及东南亚众多港口，包括日本长崎、横滨，新加坡港等，进一步开拓了视野。

1877年，作为第二批公派留学生，严复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英国留学的两年间，严复不仅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还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了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浪潮的认识。此外，他的英语水平在留学期间也得到了迅速提升，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

二．《天演论》影响深远

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先后在船政学堂和李鸿章新创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但却始终未受到李鸿章的重用。

这是因为严复与李鸿章的两人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大不相同。李鸿章性格温和保守，他所主持的“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仍保留传统的制度和思想，受到积极引入西学的严复的质疑和批评。严复则性情刚直，孤傲气盛，对上司的做法颇为不满。

幸而1879年至1894年这十余年间，虽不得上司重用，但严复的工作还算稳定，他开始研究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后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严复对国事的担忧与救国的热情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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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5年始，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致力于普及西学，宣扬启蒙思想以支持维新变革。然而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他的译著，他一共译有超过20本著作，最具有代表性：《天演论》。严复借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解释中国的困局，指出中华民族若不自强便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走向灭亡，而民族要富强，则首先需要通过变革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天演论》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并成为后世青年知识分子的启蒙性读物。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因《天演论》对严复大加赞誉；《天演论》进入中小学课堂；“天演”“物竞”“天择”等词汇一时成为社会热词；鲁迅、毛泽东等都曾回忆过自己年少时阅读《天演论》的经历。

而经典的“信、达、雅”理论也由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

三．“保守”的政治主张

历代不少学者对“信、达、雅”的内涵反复进行解读，而如果运用西方当代翻译理论并联系起严复的翻译活动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对其进行阐释，严复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的强调体现了他以读者为导向的翻译观，这根源于他向特定受众介绍西学进行思想启蒙的功利性的翻译目的。

以《天演论》为例，严复在翻译中对原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内容增删与改写，在正文或文后“案语”中对部分观点进行了解释说明或主观评论等。这是通过补充或改写内容帮助读者理解原作意义。

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的“古雅”文体以达到“雅”的效果，也是为了迎合目标读者——当时的主流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因为当时大部分士人都仍醉心于汉以前的古雅的文体。严复选择使用该文体，一方面是基于富有深厚古文积淀的他本人对这种文体风格的偏好与擅长；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获得读者支持的策略，类似“糖衣炮弹”，用古文的糖衣包裹好陌生的西方启蒙思想，以让读者们更容易接受与吸收新理论和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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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以翻译作为思想宣传的工具的功利性的做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是可理解的。接连的战败和割地赔款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洋务运动的失败又凸显思想转变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译介西学以启蒙思想、推动维新是以严复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救国的一种方式。

四．归于保守

严复著译活动的活跃期集中在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这是维新派占据政治历史舞台主场的时期。从政治立场看，严复属于支持君主立宪的维新派，对于激进的革命派他始终存有保留态度，这和他支持渐进式改良的政治观念有关。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和动荡。后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对新政府曾一度抱有希望的严复大感失望。他的立场从对共和革命的担忧变为敌视。他将当时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共和革命的不合时宜，即中国民智未开，中国社会尚不具备建立共和政体的条件。

后来，他甚至在对激进革命的反思中倒向了袁世凯政府。 1917年又公开表示支持张勋复辟。这些公然支持帝制复辟的行为让晚年的严复受到思想保守落后甚至倒退的指责。而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情焦灼、苏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面对风云激荡的国内外局势，严复已经失去了引领思想潮流的号召力与指点时事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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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惘和消沉的精神状态之下，垂垂老矣的严复在1921年10月立下遗嘱。他不无遗憾地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徒以中年疏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另外，他还重申了自己保守的文化立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同年10月27日，严复黯淡离世。

严复终其一生都是主张渐进式的社会改良论的。他并没有在后期思想倒退到支持封建专制制度，他支持帝制复辟只是希望借助强人政治维护社会秩序。

晚年的严复在辛亥革命和“一战”爆发之后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反思。同时出于对忽视适用性照搬西方思想理论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呼声等现象的担忧。这一时期，他偏重宣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但他仍然认可学习西学尤其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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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称赞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严复在不同时期对中西文化的或褒或贬并非是由于学识不足而导致的偏见，恰恰相反，对中学和西学都精熟的他对双方都能做到全面而具有辨证性地认识与评价。他对中学和西学都持批判性接受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中学和西学之优点，以增加民众的智慧，驱除愚昧，是作为以“开民智”为毕生事业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坚守一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