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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把她带大的保姆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就回不来了。”张爱玲还在病中就已经谋划着逃出去。
一到能扶着墙走路，她便设法从保姆口中套出了巡警换班的时间，又伏在窗上用望远镜望门外马路上有无行人，而后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拨出门闩，闪身出去——她成功了。
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短短的几步路，她就永远地告别了那个家，告别了所有的童年时的哀乐。
后母把她的一切东西分着送了人，只当她死了。
张爱玲加入了母亲和姑姑的公寓生活。自由以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宣泄。非要把这经历写出来、发表出去不可；否则，内心承受不了。
她写了一篇英文稿件，投到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编辑惊讶于内容的离奇，立刻就登了出来，还替她拟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这是她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父亲一向是订阅这份晚报的，自然是看到了，看后又是大发雷霆，但是没有用了。
后来，在1944年，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了中文写的《私语》，把这个经历以及因果又说了一遍。
那时候，她已红遍上海，父亲就更拿他没办法了。张爱玲一旦走出那个家，就因文字而成了强势的一方，而且越来越强，终其一生都在对父亲“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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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爱玲逃跑之前，母亲曾托何干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这是母亲给她上的第一堂现实教育课。
爱玲对现实是有颖悟力的。最终，她的考虑是：“在家里，尽管满眼看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于是，还是决定出逃。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高三班级合影，后排左四为张爱玲。
逃离父亲的短暂兴奋后，她又被一种新的不安所俘虏，对于她，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
在母亲家中,张爱玲由母亲供给生活与教育费用。母亲黄逸梵从娘家得到的遗产，由她和她的双胞胎弟弟分得，她弟得了房地产，她分的是首饰和古董，数量不是特别大。
这几年从欧洲来来去去，到如今母亲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容许雇洋司机、聘洋厨子，而是需要精打细算了。可巧姑姑这时也不景气，炒股票大概是遇到了熊市，亏大了，汽车也卖掉了,司机也辞退了。
当年两位单身美女，宝马香车出入、洋人前后伺候的风光，恍如隔世。
3
小时候，张爱玲站在父亲的烟炕前面要钱买钢笔或交学费之类，父亲躺在烟炕上吸鸦片，她久久地得不到回话，这是经常出现的一幕。
现在，“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头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灭了我的爱。”
张爱玲的内省倾向，她的过度敏感都妨碍她毫无顾虑地走入这个她仰慕已久的的所在地——在母亲家中她不像一个受尽委屈，终于回到温暖母爱中的女儿，倒像是来到贾府中的那个“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林黛玉。
当然，她同母亲的隔阂不可能光是因为零用钱。母女之间渐渐生了隔膜，还有个原因是爱玲让母亲失望了。
母亲对张爱玲，当然有一个期待。母亲是打算按照精细的标准把爱玲培养成一名“淑女”。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
张爱玲与姑姑
无论张爱玲在个性上如何叛逆，以往在家里过的仍是大小姐的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她甚至根本没想到：与“自由”同来的，还有生活中无数需要自己打理的琐事。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 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这简直是现代教育的失败！母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她甚至说过，还不如在爱玲小时候得伤寒症时，不那么用心护理了——“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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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母亲不懂欣赏，她对张爱玲的文学天赋完全的忽视了。在这方面母亲甚至不如父亲。
父亲至少也在一段时间里打心底喜欢爱玲、肯定爱玲的文学天份的。父亲会因她的作文而得意，鼓励她学作诗，替她的小说《摩登红楼梦》撰写回目。
确实，张爱玲在生活上是笨拙的，中学住校时自理能力差到在同学中成为笑柄。她的健忘也是全校闻名的，给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忘记交作业，每到这时老师问其缘由，她便将两手一摊道：“我忘了。”也不找理由，也不辩解，只一副可怜状。
老师也不忍深责，一则知道她家里的情形，二则她的成绩绝对是拔尖的。“我忘了”在她口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以致在同学中，这三个字简直有权成为她的诨号的趋势。
在整饬、清肃、以培养淑女为志职的教会学校，她当然是一个怪人、一个异数。
然而，与她的怪、她的懒散健忘同样出名的，是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她虽然常常不交作业，考试时却总得“A”或“甲”。当然让师生对她刮目相看的还是她的作文。
她写的言情小说同学们争相传阅，国文老师汪先生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文章，经常将她的作文拿来讲解示范。在学校出版的小型杂志《国光》上，可以看到张爱玲当时的几篇习作，虽篇数不多，但都属顶尖之作。这些一直就是张爱玲的自信心的全部源泉。
母亲的那一套标准，已成为对张爱玲天性的压抑，而那一番训练对于张爱玲也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折磨。
这时候她非常沮丧，丧失了完好的自信心建立。在母亲的家中，她反倒更尖锐地感到缺少安全感，所以一再陷入自怜与自卫相混合的奇特心态。
“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是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
如果说，在父亲家的遭遇是一枚苦果，那么，她在母亲家里尝到的仍是苦果，而且不见得比前一枚更易吞咽。
当时的她只有一个绝望的感觉：——“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张爱玲所绘插画
她把自己从父亲家放逐出去，可是因为做不了合格的淑女，也不能顺利地走进新家。
她的寂寞和孤独中包含的内容是多重的，而安全感的匮乏构成了它的核心。这个感受最初是由她的家庭让她领略到的，日后她将把她的不安全感发展成为某种对人类普遍处境的认识：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重压下的无家可归的孤儿。”
4
不管怎么说，母亲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也尽了最大的耐心，她给爱玲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人补习数学，补课费每小时5美元。她还托人给爱玲办好了出国护照。
张爱玲毕竟是聪明的，1938年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考了个远东区第1名。
可惜的是，这时候欧战突然爆发，赴伦敦上学已无可能。好在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对香港大学也同样有效，于是，在1939年，张爱玲便改读香港大学。
没落的贵族之家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常见的场景，另一个频频出现的场景就是香港，她常常喜欢将这两个场景组合在一起。
三年亚热带都市的阅历，这对她日后的写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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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香港大学后，张爱玲更加专心地埋头苦学。
张爱玲的反应并不快，她的聪明不是属于那种捷才型的，而且在港大学习的那些课程肯定不都是她擅长并且喜欢的，她也不见得都能做到举重若轻，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她“真的发奋用功了”，她“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并且连得了两个奖学金。
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为学业付出的代价，是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爱好。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而这三年却是空白；她也不再大看她所喜爱的章回小说，直到日本人进攻香港，她的计划被打断，她才在旧小说中陶然忘情了一回。
她把大学的这三年，当做来之不易的甜甘蔗，非要榨出最多的汁来不可。
偶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谈天，都感觉心里不安，认为是糟踏了时间。唯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因为绘画不占用脑子吧，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学业方面的，因为她后来没能沿着这个阶梯往上攀.作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她在这所生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香港此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的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地和本土的学生都来到这就学，张爱玲的同学中有印度人、马来西亚人、安南人（越南人）、南洋华侨和英国移民的后裔等。
各色各样的风俗人情和文化差异都让她感到又新奇又刺激，这一切也都成为了她最初的写作素材来源——她最初的三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都是以香港为背景的。
张爱玲与炎樱
不过，当时张爱玲的姿态更像个被动的旁观者，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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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同学却打破了她的孤独，让她狭小的天地一下子广阔起来，这就是她在港大结识的、情同手足的好友——炎樱。
这位女同学原名Fatima Mohideen，“炎樱”是张爱玲给她起的名字。父亲是阿拉伯裔的锡兰人，母亲是天津人，在上海开一家珠宝店。
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生；再稍长，便有惊人之美。
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道理。她天性饱满的热情，也许在张爱玲孤独的世界里，刚好有个人可以喋喋不休，活泼热情的给她一些生机，不至于很沉闷。
炎樱幽默风趣，经常出语惊人。
她曾经参加朋友婚礼，在场所有的人都会分到一块蛋糕，有人告诉她把蛋糕放在枕头下是吉利的，可以早早把自己嫁出去。炎樱说让我把它放进肚子里，然后再把枕头放在肚子上。
又比如炎樱在报刊上将所有的漫画统统翻阅一遍却又不买，报刊老板讽刺的对她说：“谢谢你！”炎樱不以为然、悠悠的说了句：“不要客气。”
张爱玲在1944年发表在上海《小天地》第一期的散文《炎樱语录》，专门记录了炎樱说的话语。
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张爱玲都是与炎樱作伴。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炎樱设计的，在构思上确有奇思。
炎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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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还有一件事，在张爱玲的写作史上至关重要。
1940年8月号的《西风》上登出了获奖征文第三名的《天才梦》。这也是她步入文坛前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研究者均将其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
《西风》是30年代级走红的一种综合性杂志。林语堂的文章也一直是《西风》的重头戏，而且林语堂还是它的首席顾问。
征文启事是1939年的9月刊出的，等到征文揭晓，她已在大学里发愤攻书了。
在这篇文章里，她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愚笨归根于天才的怪癖与缺点。此文前半部分写了自己幼时的各种才气，后边写了自己如何在现实中“不行”，结尾处，便是那句被当代“小资”们挂在嘴边的名言——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美华的袍，爬满了蚤子。”
老辣的写法、精湛的语言让人对这个仅19岁的女生印象深刻，在《天才梦》中，日后张爱玲散文中交叠互见的两个方面也已经显山露水：一方面是机智俏皮，一方面是隐隐的悲哀。
此时，张氏风格开始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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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爱玲港大生活的第三年，雨打荷叶的校园清幽，连同通往牛津的留学之路，通通被突然的炮火轰碎了。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七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是同时战火也烧到了香港。
战争刚爆发时，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地欢蹦乱跳，因为12月8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在他们是千载难逢的盛事。经过一个最寒冷的冬天，学生们吃够了苦，这才“比较知道轻重了”。
所有的学生被安排在宿舍下的防空洞里，每每一阵枪林弹雨，就像一次八级地震一样，有说不出的惶恐和恍惚。
几天禁闭以后，港大停止了办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学都走了，张爱玲随了一大帮同学到防空洞总部去报名“防空员”参加守城工作。
此举是出于不得已，她倒不是要做志愿者：学校已关门大吉，离开学校她便无处可去，吃住都无着落。
张爱玲亦是她平日的疏离态度看着战争时身边的人和事：
她的同学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人们又“不顾命的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点车票”；她敬爱的佛朗士教授被征兵入伍，在某一天黄昏后回到军营，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听到哨兵的号声，被自己人用枪打死了；战火让学校遭了殃，所有的文件记录全被毁掉，她的门门功课第一又如何……
而她自己，本来就疏于“俗务”，在饿的“飘飘然”喝水充饥时候，找到了一本《醒世姻缘》，“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
在炮火下看完的书，还有一本是《官场现形记》，恰好她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到妙处，一直想再看一遍，如今算是如愿以偿。
炸弹不断落下，她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她看完，老是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字印的极小，光线又不充足，爱玲那时已经深度近视，看多了，眼睛不知会怎样。但是，她又转念想到：“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张爱玲对饥饿的体验毕竟是肤浅的、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体验到了人生的安稳是何其脆弱。在灾难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
战事让张爱玲领略到生命的虚无，“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他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自觉的努力、追求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
不管后来她如何深化和丰富她的认知，她的这种忧患意识首先是在港战中获得的，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她借着对白流苏命运的议论，将她在港战中的感受直白的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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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天的围城过去，香港落入日本人之手，应该说是沦陷了，可是香港原本是殖民地，战事的平息好似灾难的过去，人们反倒沉浸在莫名的兴奋、狂喜之中。
在战争后，人性本能的东西一点一点被放大，例如食与色。她们满街寻找冰淇淋和唇膏。在街上逛着，她看见这里那里触目皆是小吃摊。有时她们立在接头的小摊上吃着滚油煎的萝卜饼，不远处就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就这也不能打消她们的兴致。
为了寻求感情的寄托，很多人匆匆结婚了，香港报上每日都有挨挨挤挤的结婚声明。男生与女生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暧昧与轻佻起来。
张爱玲不禁要怀疑人是否真有所谓“进步”：“去掉一切符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
这种怀疑态度成为张爱玲看人生、考察人性的又一个稳定的视角，她总是能够发现现代人的机智、装饰后面的空虚，逼使她的人物露出原始人的本相。
炎樱设计的《传奇》封面
从战争爆发到她离港返沪，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如她自己所言，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对她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战事使张爱玲得到了一次直接与社会照面的机会，使她的个人经历与一种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更广大的体验衔接了起来。对于她人生观的成熟和写作经验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次经历也直接促成了《倾城之恋》的完成。
在港大三年苦读，她是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本来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深造的，如今大洋上兵舰战船多于客轮，英国也正日子不好过，留学梦是做不成了。
1942年夏天，张爱玲和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了上海。其时距她完成学业还有一年时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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