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与外婆和祖祖一同从胡桃里出来，我与外婆各挽着祖祖的两边胳臂，慢慢悠悠走在步行街上，身边的人皆快步来往。祖祖吐槽胡桃里的菜品份量又少又贵，连餐巾纸都要五元钱。
我感受到这是一个1934年生的老人，她有认知意识时正是战争的高潮时期，她经历了人民公社、文革、改革开放，丈夫也是从雅安一路逃到重庆，丈夫病逝后她独自一人在老房子里过了二十年，儿女都算孝顺，不时会前去看望。一个内心不够丰盈不够纯净的女人是不会始终面带喜悦度过这二十年的。大家年年在那个仅有五十平方米的老房子过年与国庆，这个约定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情怀。
她怕是现在中国还保有抗战记忆最后的一两批人。再过二十年，抗战将永远成为历史。不再有任何现存世人记住的才是历史。
祖祖经历了太多，中国旧时的疮痍已变成满地的灯红酒绿，看着每一个时代响起的口号在下一时代所遗弃，个体价值观随着时代价值观的更新而面临挑战与微调。
风霜洗尽后，她是那么和蔼、善良与慈祥，心里充满了爱。我妈说，女人都应该活成祖祖这样；我uncle说，祖祖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若祖祖晚四十年出生，他会爱上她。她平日里极为节俭，剔牙齿时为了不浪费一根牙签，会擦干净一根大鱼刺剔牙，而她却总是偷偷一百元一百元地塞给我，过年时有家底的亲戚只给我一两百元的压岁钱时，她会给五百元的红包。她有美丽的脸庞，年轻时已叫人惊艳，老了依然如此。她深知社会的阴暗险恶，却宽容身边的一切，总是挂着笑。
她得了喉癌，喉咙里的肿瘤总是切了又长，医生告诉我们她还能活两三年。前段时间做了个手术，暂时讲不了话，我们不能知道她想要什么，她那时长叹了一口气，我察觉到这个手术把她生命一部分的尊严带走了。过了几周后，能说话了，欣喜之下却又被确诊了癌症。她坚决不再做肿瘤切除手术，于是从西南医院转到了肿瘤医院做放疗。她对我说，她死的时候，一定要为她画上口红，她得漂漂亮亮地死。我问她，作放疗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做，活着为什么还遭受比死还深切的痛苦。她说，她想活，不想以后去买菜的路上突然一口气没喘上来就倒地上了，我们连她死了都不知道。
这样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经历小女儿的夭折，爱人的离去，病痛的折磨后，她想活。我不禁自问，我经历的只是她人生的一撇一捺，那我有什么资格常常盼望死亡呢？我想我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
我常常有情感滞后的现象，我在失恋后的两周后才意识到自己失恋了，因此祖祖确诊癌症后我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总觉得她不会离开我。我去看望祖祖的念头没有那么强烈，上周本该去的却没有去。我一直在自疚于自己在伦理上的理亏与情感上的欠缺与冷漠。今天我们与祖祖一起吃晚饭，祖祖听说我要去看她，声音显得立马兴奋起来（祖祖说话最大的音量已经只能是从喉咙里发出类似悄悄话的声音），立即脱掉病服穿起便衣从医院坐车前往沙坪坝。
祖祖一见到我就立马给了我一个拥抱。尽管我很想表达爱意与关心，而因自觉亏欠和害羞少语，莫大的情感累积在我的胸口，而无法表达，便更觉得有所亏欠。
我们吃完饭后仨人手挽手走在步行街上，身边都是年青人快步来来往往，她与外婆身穿老一辈常见的便衣，聊的是普通人的家长里短。我不说话，感受此刻的空气与人流，抽离出来看我们仨此刻的模样，平和与幸福的暖流便涌遍了全身。
我那时才突然明白：我得抓紧身边的小幸福，一个都不能放它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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