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大脑中的语言中枢都处于一种“二分”状态。比如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努力地在大脑中搜索合适的词汇，却只跳出来一个“二分”，这还是从英文的dichotomy直译过来的。这里的“二分”指的是，我的大脑一直游走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其中一种是我的母语：汉语，而另一种则是我的工作语言：英语。应该说这两种语言是有些互相排斥的，因为假如你让你的注意力长时间地停留在一种语言上，另一种语言能力就会逐渐退化。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向我大声宣称：对于任何人来说，他只可能掌握一种母语，或者倒过来说，对任何人而言，母语只有一种。那些在美国的ABC们，他们即便会说中文，也不如说英文那么流利，更别说读写了。当然，也许他们并不在意，因为他们骨子里是美国人，只不过长了一张黄种人的脸而已。过去，和我共事过的一些香港人常常会拿一篇英文稿件让我给他们翻译成中文，并略带歉意地说：抱歉，我的中文不大好。我起初有些不理解，因为他们能够找出我们翻译中的瑕疵，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错误，但后来我总算有些明白了，他们还是能看懂的，只是让他们自己组织一篇行文流利的文章对他们来说有点困难。事实上，学习任何一种语言，看懂是第一步，这一步已是十分艰难，大多数时候你自以为懂了，其实不过是一知半解。等到哪天熟稔于心，才会蠢蠢欲动，动笔成文，这是第二步，等到写出可与母语人士媲美的文章来，那么在我看来已属于登峰造极，再没有更高的境界了。抵达这一巅峰的人寥寥无几，林语堂是其中之一，但我喜欢的作家张爱玲其实也做到了。
由于工作的原因，需要常常在两种语言间切换，我的中文能力也因此受到了一定影响。过去不怎么在意，但现在既然要写公号文章，我就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1942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中断，不得不返回上海，报考圣约翰大学，却被告知“国文不及格”，对此她感到颇为不屑。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接连发表了《沉香屑》、《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一位天才女作家横空出世。90年代末，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张爱玲的作品时，我最先读到的却是一篇散文——《我的天才梦》。开篇那句“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深深吸引了我。对文章乃至作者的喜好很多时候出于一种共鸣。去年，当我在读Henry Miller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时，封页上一段George Orwell 的评论是这么说的：‘He knows all about me,’ you feel; ‘he wrote this specially for me’（你会对自己说：知我者米勒也，他就是为我而作的。）我虽无张爱玲的天赋，可是她文中写到的那些乖僻缺点我却占了不少。这篇散文最初发表于当时的一本介绍西方世界的畅销杂志《西风》，是一篇获奖征文，那年，张爱玲年仅19岁，是港大一年级的学生，这篇文章也被她自己视为文学生涯的“处女作”。我是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就的（究竟是先用英文写成后译成中文，还是先以中文创作，后译成英文，这就不得而知了，但前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在港大求学期间，张爱玲发奋图强，连获两届奖学金，是不折不扣的学霸。曾经有一位教她的英国教授说过，他教了十多年的书，从来没有像张爱玲得过这么高分数的人。在港大三年的求学时期，她苦学英文，一心希望实现中学时代的梦想，即有一天能够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进行创作。为此，她一改热衷于中文创作的嗜好，甚至在这三年间没有用中文写过什么东西，连给上海的姑姑写信都是用英文。她的姑姑也曾提起过，说她连看化学书物理书都看得津津有味，但实际上她看的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行文。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她考圣约翰大学居然会国文不及格，因为很久没有用了。不过，母语的一个好处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重新拾起来。在上海的那几年，除了创作了大量的中文小说，她也用英文发表了一些散文，其中包括“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被她改写为散文《更衣记》。离开大陆后，在美国驻港新闻处供职期间，她还用英文创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移居美国后，张爱玲用了长达12年的时间用英文重写《金锁记》，将其扩展为一篇长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到了晚年，她又用英文创作了两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如今这两本书就立在我身后的书架上。不过我记忆当中，张爱玲留美期间还翻译过英文著作，优秀的著作最好是由本身就擅长创作的文笔功底深厚的人来翻译，当然，不会创作但能吃透文章内涵且文笔好的人有时也能胜任，取决于是什么样的著作。但是，论到散文和诗歌之类的，译者几乎必定是一位散文家或诗人。
张爱玲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处于“二分态”的作家。她从小在中文环境中长大，拥有扎实的中文基础，同时，她又在成年后赴香港求学，在英文授课环境中刻苦求学。外部的环境加上她自身的努力和异于常人的禀赋造就了她的双语创作能力，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会写英文小说的杰出女作家。我们大多数人既没有那样的环境也没有那样的禀赋，唯有靠自己的努力。不过，在我看来，“二分态”是一个不太纯粹的状态，要想在这种状态下达到创作的巅峰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两种语言都会，却又都无法做到炉火纯青。据说张爱玲晚年在创作《雷峰塔》和《易经》的那段时期已经完全摈弃了中文创作，说明她还是怕受到来自另一种语言的干扰。（微信公众号：YiP_F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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