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凝重的话题。
许多年了，石门坊，一直是凝结在心中很沉重的情节，对它犹如是蒙着面纱的神祗，参不透它的底蕴，找不到它历史沉淀的感觉。也正因为这种原因，才对它有了不泯的兴趣，才一次次地莅临，才颇费苦心地搜寻它的传奇与神说。搜寻它时间的递脉，文明的承传。
赋闲野居，闲暇的时间多了，又两次登临，慢慢地把这本沧桑的书打开。
五一来时，我们一行数十人，是当时比较大的组织了。石门坊主要是黄栌红叶，秋天最佳。五一不是石门坊的旺季，游人不多，只是稀稀地偶尔出现在林间小道上，十足的有些点景的味道。山坳里祥和宁静的自然本色，一点都没被破坏。
天气已经转热，已经暖和的让人穿不得厚衣服。景区大部分是黄栌，这季节的色彩层次比秋天红染时要单调得多，对于观红叶来说，是有些谬时的。但对于寻找自然和谐的我们来说，这个季节要比秋旺时节更适合，这时的自然才更自然。少人，少喧嚣，少破坏。
隔了半年吧，安徽友人来时，已是残秋，红叶的盛季已是尾声，多多的带了些初冬料峭的荒寒，我们又是下午很晚的时候去的。游人本就不多，这时更少了。连逄公祠里卖纸香的村妇也已下来，拾枯柴的老者已束薪而归。日已落山，寒林簇聚，暮鸦在坳里盘旋，偶或几声凄啼更增加了山林的荒凉。那种感觉，就仿佛走过了四百年，走进了另外一种境地。“野雉群响，山犬孤吠，四顾无人踪，唯伐木声与谷底相应。”——这是四百多年前海浮公他们一行人的石门游。海浮公冯惟敏，这位明朝第一大散曲家，还有一个号，就叫石门。同游的，就是写出《游石门山记》的冯琦，海浮公的叔孙，“秋七月八日，偕余叔祖海浮公（惟敏）、谢茂才游石门。”这位提倡文学“吟咏性情”，被当时人称为振兴內翰之杰，也是颇重当时文坛。他就已为我们言出了可以意会而言达不出的境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四百年后的今天，偌大一个山谷，来意会这种境界的就我们两人，有些气透胸背的寒噤，有些神通古今的畅然。现代的概念，在这时的这里，已是很远了。
暮野四合，我们告别石门坊时，三位护山人已温酒沏茶，围桌对盏了。想想那种境界，三人日暮晚饮，隔了窗牖，灯光在山里微茫的如萤虫，很带了些古典的韵味，现代的气息被屏蔽的跨了朝代，既古朴又经典。供养清风明月、主持红树青山的人，是闲云野鹤，是纯水墨的元人山水小品，淡远超然，澄明无滞，飘逸，旷达。
我们顺着融入夜色的山坳小路走出来，蓦然回望，那嵌在山壁的一窗微亮的光，荒凉的如中世纪的遗存，隔了很远的距离，隔了很远的时间。在那一刻，一种冥冥的似曾相识如回光返照，与心性是那样熨帖。那是一种很遥远又很切近与生俱来的能感，觉得到又很模糊的秉悟。
这种感觉，让我们倾听到的，不仅仅是中世纪的淡黄嘶哑，更有三千年前，这个山坳文明滥觞的第一声啼哭。这一声啼哭，揭开了这个山坳混沌的面纱。不惊天动地气贯古今，也算一个引子。
孕育这声啼哭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逄伯陵，姜姓，炎帝后，太姜所生。始封逄，在开封逄泽。后改封于齐，犹称逄公，山因名焉。”《齐乘》是这样记载的。“后改封于齐”的时间，已经是在夏末商初了。逄族从河南迁到了青州。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应该算是很长途的迁徙了。举族老少，奴仆辎重，浩浩荡荡的恢宏可想而知，毕竟是一个封地的伯爵。就是这么封改调的命令，就是这次规模宏大的迁居，注定了石门坊与这位逄王的缘分。
逄族的东迁，从更大的历史进程上来看，它促进了东夷文明的发展，使夏文华与东夷文化更深融合。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东夷文明的发展。逄族东迁带来更直接意义的地域文明，便是逄山和石门坊了。
逄山因逄伯陵而名，石门坊则因其与杨王的战争而出名。
这场战争是很久远了。杨骥是逄伯陵的外甥，也是商朝大将，被封为“杨王”。杨王为人正直。不满当时国君的昏庸，在他舅舅的封地逄山，起义造反。毕竟是甥舅之战，还是劝降为重，逄伯陵把杨骥围在石门坊后，限他三天投降。杨骥用“悬羊击鼓”、“饿马刨槽”的计策，成功脱逃。逄伯陵中计，无颜向朝廷复命，一腔怒气难以排泄，罢也，我就死在这里了，跳崖自尽。——这真是千古绝跳。这种死，不是绝灭，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忠君强度。一般人做不到。所以逄王爷爷大受爱戴，在逄山建有上祠下祠，在石门坊也建有逄公祠，纪念他，祭祀他，把他奉若神化。
正是这些人物，丰厚了石门坊的底蕴。石门坊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绚丽，更多的是那些泛黄的历史结节，正因为这些历史结节，才使得石门坊像历史文物，越是沧桑越有內函。
石门坊是一本厚厚的书，有些泛黄，有些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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