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三）——情节真实彰显现实主义文学特

我看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情节真实彰显现实主义文学特性

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路遥是“红顶作家”——他们都拥有无数的拥趸。然而，这两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的作品，我读的却不多。为什么我不愿意多读他们的“杰作”呢？主要是因为感觉阅读体验不很美。这种感觉压在心底也没什么，如果忍不住在网络世界吐槽，就是和亿万“莫粉”、“路粉”们唱了反调，那无异于“摸了老虎屁股”或“捅了马蜂窝”，招惹“网骂”也不是轻松、愉快的事儿。为了避免更多的不愉快，所以，我觉得对他们的大作还是少读为妙、少说为佳——特别是用他们的小说改变的电视剧，更是躲着不看最为明智。

路遥是一位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和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当代作家，他创编的小说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特性。当然，这不是说他通过小说所建构的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就只有现实主义这一个特点——以上是本文的题外话。

在和亿万“迷路”的“路粉”们继续唱几个反调之前，我首先要正面谈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情节真实彰显现实主义特性问题，以此证明我并非总是“唱反调”。

我看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三）——情节真实彰显现实主义文学特性

一、真实的生活情节奠定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性

路遥是新中国培养的、有丰富的农民生活体验、有思想和才华的、著名作家。路遥生长于陕北黄土高原榆林市清涧县、延川县，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子弟，他和共和国同龄，可以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他受到过小学、中学、大学各级学校和党组织及人民政府的关怀与培养，他的父母、养父母（伯父伯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他却能被推荐上延安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高材生，他是人民公社时代亿万青年社员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幸运儿。

这样一位雄心万丈的幸运儿，对农民力图改变贫穷、苦难生活境遇，有着切身体会，因而《平凡的世界》中大部分生活情节是真实、可信的，是能够引起读者的代入感和心灵共鸣的。

1.第一部卷一第一章等处，反复描写孙少平、郝红梅在县城上高中期间，买c菜吃黑窝头，还常常吃不饱，这些饥饿、难堪的经历和心理活动是真实的。

偶尔饿肚子的感受，很多读者都能勾起类似的回忆，产生心灵的共鸣，这是其情节真实和文学性浓郁的具体体现。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由于侧重发展了近代以来制约中国安全和发展的最大短板——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相对于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不够的，再加上不太成功的、单一的公社化大集体经营管理模式，限制了社员家庭和个体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打了折扣，农民生活改善的程度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虽然公社化能确保一对夫妇家家能养活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路遥至少兄弟四人，还有姐妹，有祖母和父母、嫂子、侄女，一家11口人；路遥八岁被送走并过继给没有儿女的伯父伯母抚养，是不幸中的有幸），这比兵荒马乱、饿殍于野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是有了质的飞跃。但是，缺衣少食的困苦境况还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陕北高原等一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社员贫困状况更加恶劣。穷则思变，一旦新中国拥有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武器和高科技，一旦我们真正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实行农业生产的承包责任制以尽快改善人民生活，也是必然的和水到渠成的。

2.第十一章少安殴打怀有身孕的妻子秀莲的情节也是真实的。

“贫贱夫妻百事哀。”孙少安婚后为顾全大家庭而固执地不分家，这对妻子秀莲是不公平的，体现了少安的封建大男子专制主义作风，虽然作者力图从正面刻画和赞颂孙少安“敬老爱幼、节俭隐忍”等性格，但是“打老婆”这一情节实际展现的，却是少安家教的欠缺、对女性和弱者的残暴。

第307页这样写道：

秀莲在天很黑的时候一个人进了家门，温存地触碰少安，递给他两个白面馍，这是婆婆让带的。

他气愤地一闪身坐起来，大声地说：“你怎么能这样不懂事呢？”

秀莲看来也生气了，说：“这是妈让我给你拿的！”

但孙少安完全忍受不住了，他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冲动地跳起来，在秀莲的肩膀上捣了一拳头！

作者突出描述家贫、吃不好，吃不起白面馒头，秀莲心疼当着生产队长、带头干体力活、为家庭付出最多的丈夫，觉得少安更有资格吃白面馍，这本来是温馨的夫妻之爱，是妻子对丈夫的关心、体贴，却先是招来丈夫当众羞辱，后又挥舞拳头殴打新婚不久已经怀孕的妻子。这样的真实描写表现了家庭生活中夫妇之间普遍存在的男性的霸道和女性的悲苦，是非常令人憎恶又同情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