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把日记写的当真呢？
《八月日记》讲述的是一个名为李达生的少年，因为在城墙上往下砸石头而被审讯员抓到公安里审问的故事。
故事情节主要围绕着李达生与审讯员的对话展开。
首先他是“听话”的。
当审讯员问他为什么要往下扔石子时，他说，“不知道，猫头他们让我扔的，我上了他们的当了，他们让我扔，自己却不敢扔”。
但他也似乎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想砸他们，我只是想吓唬他们一下。”
“我是拿的石子，是猫头给我的那块石头，他说我拉不出大屎。”
意思是在骂他胆小，这样一来，就更加顺从猫头的想法了。
既然不知道，也不考虑结果，就盲目地跟风，顺从别人，否定自己，看起来这就是青年们所谓的“原罪”。
再者，即便是在公安里，能不能上学也不一定，但他仍记得班主任“王连举”布置的作业：每天写一篇日记。
为了尽力完成这项作业，要不断地忍受审讯员的刁难，可见他是真“听话”。
在“听话”后，是谎言与麻木。
在扔下石块后，少年马上听到了他们的尖叫声，但随后他就跑了。
跑了以后回到家里，立即又到游泳池里游泳解热去了。
而在他的日记中，竟还把自己扔石头砸伤人的事件，十分自然地改编成了自己搭救一位被工地砸伤的老爷爷的助人为乐的事迹。
后他见审讯员的脸色铁青，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这是暑假作业，写日记，日记都是这么写的。”
但这全是少年的错吗？因为他是审讯员嘴上一口一个的“孬种”，“小流氓”？
至少他自己认为不是，他的班主任认为不是。
他低声说，“去年我差点当上五好生，我怕他们笑话我，考试故意不好好考。为这事王连举还找我谈话了。”
而且，他说，“我的作文最好，王连举经常给我的作文打一百分，他主要是鼓励我，但我的作文写得也不错。”
我们不难想象，并不是因为他要故意去歪造这样一些“好人好事”，而是老师的变相鼓励，助长了他这样的行为。
那位看似平常的审讯员，粗看之下没有什么问题。
那少年犯了罪，证据确凿，所以他就是“小流氓”；他只顾为自己辩解，所以他就是“孬种”。
让人看来，这已经不是“审讯”，而是带有自以为是，充满偏见的拷问，责难。
凡事为什么不多问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这样？难道他生来便是一个流氓孬种？恐怕不是的吧？
他只是个十四五岁的未成年人。但人们已经急于把他当作是成年人对待了。
为什么先不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他所受的教育？他附近的人？他的父母亲？他的家庭背景？他所在社会？
在尚未清晰的情况下就要把他匆忙定罪，这对他来说是公平的吗？
别忘了“幼”也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为何不能对他们多一分包容和理解？
至于那被砸伤的人最后有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答案是否定的。
成年人的世界也充斥着谎言。那受害的一男一女是不正当的关系，因此无论审讯员如何用心良苦，他们都仍旧予以否认。
在故事的最后，审讯员固执地认为那少年将再次锒铛入狱时，却到二十年后退休时，也没能等到。
当他翻出当年那张被他珍藏的日记纸时，年轻的同事看了竟说，“老林呀，这有什么可笑的，我当年也写过这样的日记，写了好多这种日记呢。”
随后，故事戛然而止，但留给读者去思考的却还有许多。
现在想来，确乎当年也正写过类似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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