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刘禹锡把书屋取名“陋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陋室铭》。
明末著名学者张溥的书屋名为“七焚斋”，又名“七录斋”。张溥小时候并不聪颖，看到有人读书过目成诵，常常气得捶胸顿足、骂自己愚笨。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每读一篇文章就整整齐齐抄录一遍，边抄边诵边记，然后投入炉火之中，反复六七次直到烂熟于心。为了勉励自己，他就把自己的书屋命名为“七焚斋”。
古文字学家于有吾将书屋命名为“泽螺居”，比喻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甚少，只是海洋中的一个海螺而已。明史专家谢国祯的书屋叫“瓜蒂庵”，书屋主人曾这样说：别人都在攻正史，我却忙着搞野史、搞零星边角史料，别人抱“西瓜”，我就捡“瓜蒂”。瓜蒂之说当然是自谦，匡正治学态度才为本意。著名作家、文物专家沈从文，青年时代住在北京湘西会馆，居室狭窄、潮湿，经常散发出霉味，他便戏题居室为“窄而霉斋”，其早期作品大都诞生在这里。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小说家张恨水住在重庆市郊南温泉附近的一间茅屋里，顶上铺的是茅草。大雨一来，屋内便水流如注，久而久之，哪里漏水他心中都有数。于是，每逢阴云四合之际，张恨水便将盆盆罐罐各就各位，等待漏雨，他幽默地为这个茅屋取名为“待漏斋”。
１９４５年，柳亚子在重庆见到了毛泽东，读了他的《沁园春·雪》后信心倍增，又取书屋名为“上天下地斋”，寓意“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还有一些名人喜欢以花木命名自己的书屋。毛泽东生前曾在中南海丰泽园居住，他将东厢房辟为自己的书屋，因为酷爱菊花故为其取名“菊香书屋”。老人家惜时如金、手不释卷，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书籍。著名画家丰子恺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时，在书屋的墙边亲手种下一棵小杨柳，因而把该屋取名为“小杨柳屋”。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身居北京大学燕南园三十多年，庭院内有三棵松树与他朝夕相处，他于是将书屋命名为“三松堂”。
中国的文人墨客，著述之余多有为书屋题名的雅趣倒也罢了，有些酷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乐为自己的书屋题中国式名字，颇富传奇色彩，在此也一并简要撮录。
荷兰著名小说家、外交家罗伯特·汉斯·古立克，热爱中国文化，取中国名字高罗佩，他大量搜集唐代名相狄仁杰的史料，创作了１３０万字的侦探小说《狄公案》，在欧美轰动一时。１９４３年，他任荷兰驻华使馆秘书，学习中国古琴书画，取字“笑忘”，暗寓“笑忘百虑”之意，为书屋取名“中和琴室”。他与江苏大家闺秀水世芳结婚后，把书屋改为“吟月庵”，以表达对华夏文化的倾心。当代日本著名学者阿部兼也教授，精研中国文学，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忘言斋”，颇含庄子文意。韩国著名学者李炳汉教授，尊崇庄子，为书屋取名“无隅斋”，也是取庄子文意，暗含自己的治学处世之道。
中国书屋文化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转帖，张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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