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
一、“早期现代”概念在欧美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早期现代”概念最早由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用来指称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大体涵盖自 15 世纪初文艺复兴至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约四百年的时间。
随着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现代化思潮的兴起，“早期现代”在英、德学界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它强调从将近四百年的长时段的历史演化进程来理解西方现代性的发生，同时注重欧洲不同区域内历史变迁节奏之间的差异与可比性。
1973 年，研究中国和内亚的历史学家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在《整体史：早期现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这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中，总结了 1500-1800 年间欧亚大陆出现的包括人口增长、城市化、商业阶层崛起等在内的七种平行现象，认为它们代表了早期现代世界的共同特征。
傅礼初指出，这些在看似相互隔绝的不同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中国）发生的平行现象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s）和横向连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y），它们是“某些相同、互相联系的，或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的、经济的甚至是社会的力量”的产物。
80 年代出现了一系列运用“早期现代”概念分析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论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罗威廉（William T. Rowe）对汉口的研究。
作者“尝试着提供了一幅所谓‘现代早期’汉口城市社会的全景，时段是从 16 世纪后期远距离商业的长足发展开始，到 19 世纪最后10 年工厂工业出现之前，并且试图把这些认识扩展到对全国城市的一般性认识。
一个潜在的前提条件乃是这一时期的许多中国城市与同一阶段的西方城市一样拥有许多相同特征，这说明可以将两者看作可供比较的社会单元”。
在一篇访谈中，罗威廉明确表示“不赞成过分强调来自西方的影响”，认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早期现代”现象，包括人口的增长和跨地域的流动，商会、慈善机构等强大而又形式多样的地方性组织的建立等等。
[ 美 ]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13 页。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89 年。
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和舒特尔（Shmuel N.Eisenstadt and Wolfgang Schluchter）为这个专题撰写的导论中指出，“早期现代性”理论实际上是对 50 至 60 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反思，现代化理论主张西方为世界各地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早期现代性”理论则认为非西方地区的现代性虽然以西方原初现代性为参照，但并非后者的翻版，而是有着各自的路径。
当他们从欧洲的早期现代经验抽绎出若干用于比较的基准——民族国家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时，某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尺度已隐含其中。
这一期专题上魏斐德的文章，便引入“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探讨明清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尽管他强调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国家的关系与西方的迥然不同。
柯文后来在《〈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中对这种倾向表达了担忧：“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要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后，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
[ 美 ]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 247 页。
早期现代中国论述通过引入西方作为参照系，重新把中国纳入到跨文化的全球的视野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中心观”单纯的内部取向。
董 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有过中肯的批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各种方式与世界交往，而在 19 世纪以后更是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可以说如果我们不在全球视野下把握中国问题，便不可能对近现代中国有真正的理解。‘中国中心的历史’是不可能的，甚至会误导视线。近现代的中国，不论是在历史实践还是在思想上，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的视角当然也应当是世界视角”，见《导言》，董 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页。
正如克劳森（Søren Clausen）所指出的，早期现代中国论述在全球史的框架中，打开了新的比较的视野，这也构成了早期现代中国研究最有启发的一面。
柯律格（Craig Clunas）在指出明末的物质文化和消费主义与早期现代欧洲的相似之处的时候，就认为明末的商品经济，正是由于当时中国日渐融入发展中的世界贸易体系而兴盛起来的。
柯律格将晚明界定为“早期现代”，并非认同欧洲经验的普遍性，反而是要挑战欧洲学者对非西方经验的无视，指出欧洲学者的盲区，破除他们惯有的那种将中国作为对立面而他者化的认知。
[ 英 ] 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陈恒译，三联书店，2015 年。该书英文版出版于 1991 年。
二、“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目的论难题
克劳森用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说道：“我们越是努力地在 1500 至 1800 年间的欧洲和中国发现平行的轨迹，我们就越是想不通该如何解释这些平行轨迹最终导向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柯律格也注意到，“资本主义萌芽”在早期现代欧洲最终得以兴盛和壮大，而在同时期的中
国则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高彦颐（Dorothy Ko），她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的绪论中表示：“本书探讨的许多社会趋势和制度，确实与早期现代欧洲有许多表面的相似，可以指出的明显之处有：女性文学水平的提高、女作家的出现、作为文化消费者的城市读者和观众的重要性的增加、对家庭生活和情感这样一些私领域的重新认识等。然而，这些表面的相似，却掩盖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历史变化等方面的本质差异。”
[ 美 ]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6-27 页。该书英文版出版于 1995 年。
金士杰（Jack A. Goldstone）亦持大致类似的观点：“尽管我非常赞同（同时也希望能对此类研究尽一份力）在工业化之前，整个欧亚大陆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相似性，但是这种在早期现代性的大标题下的认可仅仅是废除了某些旧错误，并未解决依然困扰我们的‘西方崛起’问题”，他强调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特殊性，进而认为“早期现代”的提法本身是一种误导。
[ 美 ] 金士杰：《既非帝国后期，亦非早期现代：盛期与世界历史中清的形成》，[ 美 ] 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赵世瑜等译，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09-310 页。
与金士杰相比，加州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态度更为复杂。他的名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探讨的正是 18 世纪以降欧洲和中国的分道扬镳。
彭慕兰认为，1800 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日常经济具有大致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不存在足以解释 19 世纪的工业化或欧洲人的巨大成就的西欧优势。
彭慕兰认可“早期现代”的概念具有合理性，但他同时提醒“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注定会随之而来”。
世界各地的早期现代化并不必然走向现代化，这一转化所依赖的种种条件“绝不是必然发生的，甚至不是可能发生的”。
[ 美 ]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该书英文版出版于 2000 年。
汪晖对“早期现代”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强调，使用“早期现代”这一概念并不等同于认可现代性的目的论。
在他看来，“早期现代”概念针对的主要是那种将 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扩张作为现代性根源的叙事，因此它包含着将“现代”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单一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因而在汪晖那里，“早期现代”观念恰恰是反目的论的，“早期现代”正因为不必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获得了自己的价值，成为一种反思性的框架。
三、概念的交错：“近世”、“近代”与“早期现代”
1922 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学等各个方面加以论述。
后来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的观点，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进一步深入而细致地阐述宋代作为近世社会的特征，认为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以及民族主义的勃兴，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
如果说在内藤湖南史学中，“中国的‘近世’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具有独自的内在整合性的时代” ，那么宫崎市定则自觉地在东西比较的视野中界定和描述东洋的近世现象。
而宋代之所以能够走向“近世”，也与大运河的开通这一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有关。大运河将横贯亚洲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贯通了起来，大运河由此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线中的一环，这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以后的商业发展，为宋代近世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 日 ]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0-17 页。
[ 日 ]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日 ] 砺波护编，张学锋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 3-127 页。
[ 美 ] 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37 页。
京 都 学 派 的 历 史 分 期 观 念， 战后被美国日本研究的奠基人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引入到他与费正清合著的教科书《东亚：伟大的传统》中，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书第六章《晚唐和宋：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专门列一节论述“中国的早期现代社会”，宋代以降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类似现代都市文明的特征，称其为“早期现代社会”并无不妥，同时又强调与欧洲相比，这只是一种“半途而废的发展”（atruncated development）。
而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欧洲史学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界的“早期现代”论述逐渐开始形成独立的论域。
另外，美国 80 年代以来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还受到了中国大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的启发，参见王晴佳：《创新与求变：欧美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新潮》，载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年，第 89 页。
无论是像罗威廉那样倾向于从“早期现代”中寻找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内在根源，还是如柯律格那般在全球史框架中定位中国的“早期现代”，均可从京都学派中寻找到其端绪，可以说，京都学派构成了后来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对话对象。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也开始重新思考“近世”的意义。岸本美绪注意到，日语中的“近世”（kinsei）带有从传统社会中演化出“现代性”的意味（这里主要指内藤湖南的近世观），而“近代”（kindai）一词则侧重于传统社会崩溃后面向西方的努力，后者对西方的压力更敏感，价值取向也更明显。
[ 日 ] 岸本美绪，“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ies’ ”, 方行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834-835 页。
她进而从美国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获得启发，提出在“近世”与“early modern”两个概念的对译与对话中，重新激活“近世”概念的理论潜力，“不再试图给‘近世性’下实体定义，而是关注过程，即当时世界许多地区在受到大规模变动的冲击时，是怎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摸索新秩序的”，由此构想“多种多样的‘近世化’ ”。
[ 日 ] 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中华书局，2010 年，第 97 页。
在文学研究界，任访秋接续民国时期周作人的思路，将新文学的渊源上溯到晚明的文学革新运动。他的理论依据正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说。
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3 页。有意味的是，任访秋的近代文学研究在时间范围上仍旧恪守鸦片战争的上限。
思想史家朱维铮也依据有关晚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认为从晚明时起，“近代”即已萌芽，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了三百多年的“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他也提到“域外的若干汉学家，很早就有一种看法，认为10 世纪即北宋王朝建立后，中国社会曾进入‘准近代’时期”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5、15 页。
在文学研究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近世文学”的概念，用以指称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过渡时期，其开端划在金末元初，以与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代文学”相区别。
参见郑利华：《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郑利华：《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也采用了上古、中世和近世的分期法，并明确指出“中国的近世文学至迟在金末元初就已开始”，见《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8 页。
四、中国“早期现代文学”如何可能
美国中国学界最早以“早期现代中国”为题的专著正是一部研究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的著作。罗溥洛（Paul S.Ropp）1981 年出版的《早期现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评》（ 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Ju-lin wai-shih”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 ） 44 一书透过《儒林外史》涉及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小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来把握 18 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学上的变动。
Paul S.Ropp, 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Ju-lin wai-shih”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有意味的是，该书英文原版的封面上有中文题名——“清代中期之社会批评：吴敬梓与其《儒林外史》 ”，并未使用“早期现代”一词。
作者的观点是，明末清初思想与文学中社会批评的广度、深度及形式，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它自身的现代时期。更重要的是，这一趋势是在不受西方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
罗溥洛又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与同时期的英国小说相比较，认为前者表现出与伊恩·瓦特（Ian Watt）在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所发现的“形式现实主义”相类似的特征，从而在中英文学之间建立起某种平行关系。
高彦颐虽然承认明末清初女性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代表了新的、与早期现代欧洲类似的趋势，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长期延续到现代” 47 ，但她拒绝使用“早期现代”的标签。
另一位女学者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多民族帝国的建构方面承认清朝的早期现代性，但她认为“‘早期现代’这个词对探讨清代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现代意识诸因素没有什么帮助”，清代前期的文人并没有产生与过去相断裂的“现代”心态。
博达伟基本上沿用了比较的方法，特别关注 17-18 世纪的中国小说表现出来的类似英国小说的早期现代特征。他注意到两个国家都出现了白话小说的繁荣，这些小说越来越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情感主题（theme of sensibility）在两国文学中都非常突出。
包世潭（Philippe Postel）提出了一个“比较早期现代文学”的计划，他在早期现代的中国和欧洲文学中发现了共同的“情感转向”（sentimental turn）。
另一位作者马宁的论文聚焦于流动性的主题，从贸易、印刷和旅行三个方面考察了明清小说中的早期现代性，并将其与 18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情感文化”（culture of sensibility）相类比。
马宁承认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本土演进并未导向西欧式的资本主义，正因为此，早期现代中国积累起来的流动性力量只扮演了潜在的颠覆性而非主导性的角色。
包世潭也认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和后来的《红楼梦》对情感的关注，没有像欧洲那样向自我意识方向发展。
“早期现代”概念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个可供探讨的观念的实用性（practical utility），而不是作为历史分期的适用性（suitability）。
有没有可能跳出比较研究的范式，在全球史的视野下，通过具体的历史关联来探讨中国“早期现代文学”呢？这里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将明清文学置于具体的社会史语境中，把握通俗小说兴起等文学变革背后的结构性的社会力量，并将这种力量与早期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与重组联系起来。
例如，晚明白话小说的兴盛与当时出版市场的繁荣密不可分，而这又与白银输入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达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一系列中间环节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辨识出文学史动向与全球贸易网络之间隐秘而微妙的关联。
另一个方向是重新考察晚明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接触。
以前一般的观点认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有限，其影响只局限于少数士大夫，而且随着清代中期的禁教戛然而止。
近年来李奭学等人的研究证明上述观点过于简单化了，耶稣会士的文学翻译已经在中国文学中埋下了“早期现代性”的种子，其用白话译《圣经》的实践更是为“五四”新文学的欧化白话文导夫先路。
参见李 学《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明末耶稣会的文学翻译》《近代白话文·宗教启蒙·耶稣会传统》等文，均收入作者的《明清西学六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一书。关于传教士对“五四”白话文的贡献，又见袁进主编：《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
余论：重思“早期现代”与“现代”
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并不是“早期现代”的发展，而是在“早期现代”之外（和之后）另起的“现代”，两者并不在一条时间线上。在这里，“早期”只具有时间标记的意义，没有目的论的意义。这个另起的“现代”毋宁说是对“早期现代”的抗衡和纠正，是对后者的一种创造性的反应。
晚明以降，伴随着中国深度卷入全球贸易网络和世界体系，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出现了诉诸情感的个体意识，传统的价值体系日益受到侵蚀和挑战。
鸦片战争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早期现代道路，只是标志着中国从世界体系的参与者，在暴力胁迫下变成西方主导下的这一体系的受害者。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实际上沿着“早期现代性”的轨道滑向更深的危机，传统价值体系加速崩坏。
即使是在民国建立以后，价值失落和道德失范的焦虑依然挥之不去。“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之后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被看作中国“现代”的起点和展开，正因为它们为现代中国确立了真正的价值基础，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民众运动，建立了个体之间新的联结，这种联结不只是为了完成国家建设，更是要确立中国作为新的政治体和文明体在世界上的位置。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以“五四”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与晚明至民初的“早期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以小说为例，如果说明清白话小说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晚清小说的繁荣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并无本质不同，晚清上海的都市现代性可以说是“早期现代性”的一种更高级的形态，依托现代印刷技术和殖民资本主义，它为小说这种文化商品提供了比之前的江南更为发达的市场。
可以说“早期现代文学”是一种消费型的文学，与之相比，“现代文学”则是一种生产型的文学，它把阅读和写作变成一种社会性的实践，作者和读者在此过程中转变成新的相互联结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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