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安逸或畅通无阻的环境生活久了，有一天遇到刺激或者是生活的轨迹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走了，突然对自己原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与迷茫，甚至陷入悲观和绝望，这不是病，是我们混沌的成长在挣扎着蜕变。
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得到空前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科技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物质迅速丰富化、多样化使得人们的物质财富的欲望受到刺激，冲击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扭曲，人们开始怀疑人性，对未来陷入悲观和焦虑的状态。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社会亲密的人际关系，市民之间关系复杂化，而复杂化的关系很多是建立在利益和书面契约上，人员的流动性、利益的多变性使得关系的稳固性大大下降，而脆弱性又导致关系的疏离感和陌生化，这就让人们产生了孤独、无所归依的感觉。当时社会上竞争激烈，恶劣无序、尔虞我诈状况的出现，让人们原本迷茫的内心对原本信仰的人性真善美产生怀疑和动摇。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在19世纪末提出“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重估”的口号和“权力意志论”，他认为权力是生命意志的集中体现，权力意志是无目的的，是世界的主宰。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唯意志哲学被人拾起，走进人们视野，世界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意志，世界由盲目的意志统治着，人生永远受意志的驱使，追逐无法满足的欲望，因而人生注定充满了痛苦与挣扎。
现代主义文学便是诞生在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得人们开始对传统信念产生怀疑，各种哲学思潮应运而生的背景下，它表现的社会对个体异化的主题让我产生极大的共鸣。社会像张网，这张网支配着个人的命运，人们面对社会，显得渺小无力。现代主义对人的生存状况、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实质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迹象。这就像我们成长过程中会有段时期在迷茫、怀疑自己，在挣扎中成长。
在哲学上，人的异化是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力量，而客体后来反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在现代派作品中，主人公们面临这样一个困惑：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个体的人原本应该随着发展，事实却并非如此，个体的人反而越来越受累于社会力量，越来越难接近自我甚至丧失自我。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主义的盛行，社会对人的奴役本质得到进一步强化，敏感的知识分子目睹现状，感到焦虑，又无能为力。他们对欧洲传统的文化精神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进化主义表示怀疑，又看不到新的希望，找不到出路，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他们不再相信人性本善只是被暂时的肮脏的社会所“遮蔽”，感到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的价值和尊严已经丧失；在他们眼里，历史也不再是一个合理的进化过程，世界无法用理性和科学进行解释。诗人叶芝有名句日:“万物四分五裂；中心无法保持；/只有混乱横行于世。”(《基督重临》)世界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人变成了“非人”，人被两重异化了。
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官僚机器或制度），人在这种社会中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人被社会机器压得粉碎，个人与社会绝对对立。在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里，家里的“顶梁柱”高尔在变成甲虫后，哪怕他的家人视他为“怪物”和累赘，依然在为家人着想，他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给家人提供经济基础，正是这种每天为面包忧愁的生活使高尔失去了自我，丧失了个性，他的个性湮灭在社会的群体中，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在孤独中死去。在《诉讼》中，约瑟夫·K在被当约瑟·K被宣布逮捕时，他是那样激昂慷慨，为洗清自己的罪名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但最后处决时，他却毫无反抗，态度平静，仿佛罪有应得，当一次次证明自己无辜的努力换来的是一次次失败的结果，在孤独与无助中，约瑟夫·K渐渐失去了自我，完成了被异化的过程。正如作者卡夫卡说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一切都像不能出海的帆船上的桅缆，吱吱扭扭地不停作响。”而在作品《城堡》里，主人公K.耗费毕生精力去办户口，无论他怎么走都走不到城堡，见不到办公厅主任，他跟约瑟夫·K一样，在面对社会力量的时候，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是无力的，社会对于他们来说是冷酷无情的，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成为社会这个巨大的网一部分，不是个体的人。高尔、约瑟夫·K和K.的死流露着浓浓的悲哀、凄苦和绝望，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交流，人际关系日益脆弱，个性的丧失，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人们是否活者，还是已经死去”的问题。社会对人的异化过程中，人渐渐失去自主性，受制于社会力量，使得人有目的的活动异化为非理性状态下的本能动作。如果没了理性思考，没了个性的人，如行尸走肉般生活的人，真的还活着吗？
我想，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在成长过程也会经历这种对社会力量产生无力感的过程，我们会怀疑自己为什么会活着，亦或是，是否还活着？当今社会商业化、科技化，物质主义横行，社会对人的奴役进一步加强，甚至科技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在慢慢异化着我们。可是悲观焦虑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异化不是退化，而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否定性形式，因而也是历史进步的一种特定的形式。
克服社会异化带来的个性迷失。心理学家阿尔巴哈里认为，一个人即使不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有个人化界限的、本体论上单一的主体——这界限把我与世界的其余部分区别开来，他也能有觉知。一个人即使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人格所有者、思想的思想者、行动的自主体，他也能有觉知。无论是高尔还是约瑟夫·K和K.，他们的悲哀不仅仅是处在一个吃人的社会里，而是他们成为了社会力量异化的顺从者，把自身个性觉知丢失得一干二净。正如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过程就是异化和异化扬弃过程，人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克服异化，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的真正统一。处于被社会力量的异化危机中的我们，要保持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性，行动的主动性。
弱化社会异化带来的悲观焦虑。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是觉得无力改变，是盲目挣扎的徒劳无功，让我们放弃了自我。约瑟夫·K意识到反抗毫无意义的时候，“当刀在他头顶传来传去的时候,他应当把它抢过来刺进自己的身体。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转动着尚能自由活动的脖子，向四周看了看。他完全身不由已，无法代替当局完成所有的工作，这个最后的失误应当归咎于他自己，因为他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来做这件事了。”约瑟夫·K就如那粘绳上绝望挣扎、直到折断了它们细腿的苍蝇。又如，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一篇以“我”的口吻讲述的“戏剧独白”。主人公普鲁弗洛克是一个中年男子，委琐而怯懦。他一方面担心生命会白白溜走，可又对存在的现实无可奈何。他本身是地道的客厅世界的产物,可他对他所处的那个世界又感到不满，忧郁而迷惘。他害怕着，他以为自己是为宗教献身的先知，却看见侍者偷笑着自己的秃头，他以为自己是思考生存还是毁灭的哈姆雷特，但他生存的客厅交际社会使他根本无法思考如此重大的问题。最后，他终于醒悟自己并不是哈姆雷特，在这样的社会中，他只能是一个傻瓜，他的爱情在美人鱼的歌声中破灭。悲观焦虑本就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在焦虑状态下会产生担心、惊慌、害怕、恐惧等情绪，面对超出自己预计的状况，面对远远大于自己的强大力量，人难免产生悲观焦虑的情绪，甚至陷入绝望，放弃自我。我们需要做的，是弱化这些负面情绪，使自我重新积极起来。尽量转移注意力，学会释放情绪，承认自我，接受自我。肯定社会异化带来的一定进步性，深刻了解和认识社会对自己的异化。
无论是十九世纪末的人们，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处在社会转型的转折点，面对社会力量对个体的异化，难免产生对人性的怀疑，不仅是对社会他人也有对自身人性的怀疑，这种怀疑，是社会发展的挣扎，是人成长的挣扎，而挣扎的过程需要克服社会异化带来的个性迷失，弱化社会异化带来的悲观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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