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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欧洲帝国》
2016年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这是《罗马条约》签署 59年后第一次有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在这 59年中，欧盟的成员国从 6个增加到 28个。很多评论家认为，英国退出欧盟只是一次简单的民粹主义偶发事件，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类似。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综观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因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要寻求不同的方法，而非一刀切。新闻记者和评论家们未能把握历史差异，故而无法理解欧洲一体化计划的复杂性。于是，英国脱欧被误认为一个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插曲，没人觉得它反映了欧洲国家特有的历史遗产，即鼓励各国在安全阀门内进行融合。
在普鲁士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成了现代欧洲不逊于法国和英国的存在。英、法、德这三个不同的语言区一直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
广义上的欧洲一体化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巩固加强外交、经济和文化联系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三个国家同时关系融洽的情况十分罕见。一般是其中两个国家寻求建立友好关系，而这样会损害第三个国家的利益，英国历史和欧洲历史都曾因此蒙上阴影。这就佐证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两人是伴，三人不欢。
作为旁观者的英国人，无法理解法国对超民族主义的支持，除非他们能理解法国的历史及其对欧洲的持久抱负。同样地，德国的动机似乎出自天然的经济野心和守旧的官房主义 本能，其根源来自早期联邦德国各邦的动态。
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法、英、德关系中再次出现的民族差异问题，正在威胁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英国接受了自己常被提及的“半脱离”外交形象。英国似乎决心在不成文的宪法下采纳一种务实的、符合“常识”的方法建设国家。“老奸巨猾的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演绎”推理法、宏伟计划、《拿破仑法典》和联邦制度仍然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的政治精英们努力通过货币、财政和政治联盟寻求深度的一体化。
法国的这一角色反映出，在过去，欧洲大陆的影响力才是首要的，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冒险永远是次要的。这一点和英国不同，英国的重中之重是贸易和海事。此外，法国的文化和社团主义可以在欧盟蓬勃发展，并控制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因撒切尔夫人带来的单一市场制度化。只要能确保自己是这些长远安排的架构师，法国就可以接受在经济主导国德国面前扮演辅助角色。
路易十四没有促进欧洲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的种族民众间的团结统一。这让加尔文派教徒在英格兰、苏格兰、尼德兰联省以及德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都对极权主义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度不满。路易十四引发纷争的行为是在 1643年继承了法国王位后对新教徒采取了激进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政治与宗教不团结且路易十四主宰着欧洲的时期，欧洲的合作空间很小。的确，与在高位时期统治大英帝国的查理五世相比，路易十四控制的领土面积较小。
虽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得到了土地，并欣然披上了宗教外衣，但是 17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力量却是法国。本书行文采用的三国视角源于法国在欧洲内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竞争，以及在欧洲外部与英国的较量。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这一局势展现出无比持久的生命力，尽管普鲁士逐渐取代奥地利成了德语世界的中心。
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能够永远支配欧洲的架构。尤其是复辟的威廉三世以及联合起来的“海上力量”的存在，让法国的孤立对路易十四这位波旁国王而言变得危险。他们发挥反抗力量的场合是在战斗中，而不是在欧洲议会的早期雏形中。事实上，欧洲人还要等待很久才能见到欧洲议会的出现。
随后，英国追随着荷兰伙伴的步伐建立了国家债务计划（ 1693）以及英格兰中央银行。这些举措维持了英国公共财政的偿付能力，让在 18世纪多次与法国产生冲突的英国受益匪浅。对比之下，法国就没能像英国一样保证金融安全。
与此相反，美国人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联邦制不屑一顾，当时德意志诸国各行其是，联邦常常在战争中分裂，它们像独立国家一样运作，拥有各自的军队和政府。这对经济效率是有益的，德国的官房学派经济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它并没有被美国开国元勋们接受。
事实上，在欧洲进入 18世纪后，英国与法国的对抗成了战争与外交的主旋律，取代了上个世纪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抗。所谓的“第二次百年战争”，大约从 1688年奥兰治亲王威廉登上英国王位，持续到了 1815年拿破仑的最终溃败。
事实上，这个后来被拿破仑蔑称为“商贾之国”的国家已经占据了上风。相比之下，法国的支出都用于维持国家的威望，于是它到 1789年便破产了。
圣皮埃尔担忧参与的欧洲国家过多会让协议流产，因为“没有一个联盟或同盟可以在没有常设仲裁机构的情况下持久……除非欧洲主权国家联合起来，否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证履行所有的承诺和协议”。他承认，自己倾向的超民族主义，即使欧洲各国意见不必统一，还需要两百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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