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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写就出局
一年级三班 冰丸子
读龙应台《野火集》看龙应台的书,是很有趣的体验。比如说吧,龙应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野火集》,似乎已经很久远的年代了,然而书中所说的,却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社会。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程度和台湾八十年代差不多的缘故,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如此。中国人,一方面被西方的文明吸引,一方面又抗拒排斥,口口声声说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博大精深。
龙应台写道: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做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节选自龙应台的杂文《正眼看西方》一文)
龙应台有一支如椽之笔,善于条分缕析。现在的台湾,也许已经不是二十多年以前的样子,已经更民主开放了,然而,中国大陆刚刚开始艰难的挣扎,以前在台湾出现过的许多问题,现在一一展现,以至于我现在读起来,仍不禁赞叹其深刻和犀利。
这种自卑和自大,其实在各处都能看到。当年有个国外的宠物店,把天安门的图案放在自己的门楣上,结果引发了网友的抗议,政府也顶不住压力,去交涉此事,直到撤换了才罢。然而反过来想想,我们要是用了白宫或者五角大楼的标志,哪怕放在公厕门口,老美会去抗议吗?恐怕耸耸肩罢了。
有个埃及的作家,写了一本反对伊斯兰教的书,从此被追杀,穆斯林国家警告他,永远不得进入伊斯兰世界半步。但是当年《达芬奇密码》出来以后,这部颠覆了天主教信仰的书,把耶稣完全从神坛上拉下来,恢复他人的本来面目,换来的只是梵蒂冈的教皇呼吁天主教徒不要去看这本书和电影,作者不是一样好好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吗,同时还名利双收?
民主和自由的世界,空气真的是不一样的。
不卑不亢的态度,来源于自信和踏实,而这种自信踏实,应该是来自于从小就得到的教育。中国貌似很注重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可是,我深知那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美国的每一间教室里,都有国旗,他们的课程中,有很多对自己国家制度和发展的探讨,每个孩子都能深刻感受到国家对公民的重视。而我们的教育中,最缺乏的就是这个了。
昨天看到新闻,一个南京的老师对教育制度不满,改行当律师去了。十几年以后,他重回讲坛,开始免费给学生上课,内容是公民教育。怎么样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不管他是穷是富,不管他从事哪一个行业,从公民的角度来说,他应该学会什么。原来陶行知先生在1919年就已经提出了“公民教育”这个概念,并且身体力行,推广到各个学教和阶层,可惜的是,建国以后,这种教育反而衰落,被政治教育所取代。大而空的政治教育,在孩子成年以后,往往就被摈弃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悲哀、值得反思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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