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2016年10月《拱宸》杂志
说起40多年前的事情，徐萍和潘军还像是在唠家常，和当时在大河造船厂一样，午饭后，稍事休息的空档里，两人在办公室说说笑笑，只是如今的情景里，多了一份回忆的味道。像极了那时的食堂饭，夹杂着岁月的调味料，愈发觉得津津有味。
1958年，杭州拱墅国营造船厂成立，1959年更名为杭州大河造船厂。1972年，18岁高中毕业的徐萍被分配到京杭大运河畔的大河造船厂，成为生产技术科的一名科室职员，从此，她便在这里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20个年华，也是在大河造船厂的这20年里，让她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大河造船厂的食堂饭。
说起食堂饭，徐萍和潘军一致赞同“烂糊肉丝”为当之无愧的招牌菜。“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啊，这个菜是大家最为喜爱的，白菜叶子切得碎碎的，加上肉丝稍加煸炒，最后勾上芡儿粉，荤素搭配，有汤有菜，那时候冬天很冷，就着热气腾腾喝上一碗烂糊肉丝，全身都暖烘烘的，似乎一下子整个人都有了活力。也便宜，一毛钱一碗，经济实惠。现在偶尔特别想吃的时候，还会在家里做一点解解馋。”说这些的时候，潘军眼中还带着当时下工铃响冲向食堂的光芒。
“对对对，还有‘白吃汤’，之所以叫‘白吃汤’是因为它不要钱，不限量，用咸菜、冬瓜、毛豆煮成的汤，尤其是在每年夏季的时候，为了给工人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盐分，食堂免费提供这种‘白吃汤’，”徐萍补充道。
说起“白吃汤”，潘军也跟着激动起来，“我是在1978年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厂里来的，在进质量检验科科室之前，我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最基础的工人其实每天都是很累的，做的全都是体力活，尤其是在6、7、8这三个月的时候，因为是夏天，出汗最多，每天收工后我们的工作服后背都是白的，一遍又一遍地被汗水浸泡着，身体内所流失的盐分也最多，这时候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数‘白吃汤’了。有的职工家里比较困难一点，舍不得吃几毛钱的菜，也会用这种‘白吃汤’下饭。那时候也有趣得很，汤用大桶盛放，因为毛豆等重物一般都沉在桶底，咸菜轻飘飘的漂浮在上面，大家就捞啊捞，但往往最后都是一大桶‘白吃汤’被瓜分的干干净净。”
那时候的饭菜价格都便宜。当然，一个一线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38.5元，所以青菜类的素菜价格一般是3~5分钱，荤素搭配的是8分~1毛，纯肉的是1毛2~1毛5，最贵没有超过1毛5的。饭菜跟现在的计量单位还不一样，那个时候是16两制，分为4两、6两、8两，男孩子一般体力活比较多，需要6两至半斤的饭菜，女孩子胃口小一点，2两到4两饭就够了。菜的种类也比较多，青菜、豆腐、狮子头、咸肉、油焖笋、茄子等都有的，早饭一般就是馒头、油条、粥，像宁波、丽水、绍兴这些稍远一点的职工会选择住宿舍，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杭州城内的一般都是自行车上下班，就中午一顿饭在食堂吃。
大河造船厂最鼎盛的时候有800多名职员，所以中午这顿饭的吃法，可谓是一大盛景，那时候造成船厂的职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快乐的装配工”。一方面就是指中午这顿食堂饭，早上8点上工，中午11点半下工，从11点开始，工友们就已经蓄势待发了，收拾好手上的活计，准备好搪瓷缸子，下工铃声一响，装配间蜂拥一样的喷薄而出，涌向大礼堂。百来平米的大礼堂兼职着食堂、开会的重要场地。打饭的时候，也是你争我抢，一方面是因为体力活使职工们饿得慌，另一方面就是去的晚了，好的菜就没有了，经常吃不饱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青菜铺底，一块大肉，半斤米饭，从礼堂到车间五六十米的距离不到，男的就已经搪瓷缸见底了，一筷子下去有饭有菜，经常是狼吞虎咽，但也吃的津津有味，意犹未尽。
女孩子稍微优雅一点，也不跟男的抢饭，一方面抢不过，那时候食堂打饭也不排队的，全凭力气，另一方面车间的工人全身油腻，汗味四散，所以女孩都去的稍微晚一点。每天的菜单都是用小黑板提前公布出来的，看着小黑板选菜也是一件及其有意思的事，想着选哪一道菜，还想着省钱，如果马上就要发工资了，那么可以犒劳一下自己，选两个喜欢吃的菜或者是多加一块肉。
一年一次的浙江职工代表大会是所有职工最为期待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所有人不用出工，并且有“加餐券”的发放，开完会大家都可以去领一张加餐券，粉红色的纸片印着“加餐券”字样，所有人凭借这一张券可以领一顿带有荤菜的午饭，老一辈的职工会把这顿“免费的午餐”带回家去给年幼的孩子享受。这种喜悦不亚于逢年过节。每年享有加餐券的日子仅有春节、五一、国庆，再就是职代会了。
平日里，造船厂的职工也有一些额外的小待遇，炎热的夏天食堂会从外面进一些啤酒，冰镇过后提供给工人，商店也会出售棒冰辅助降温。出于那个时代物资的匮乏和对食物的欲望，冰啤酒的出现慢慢地促使食堂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
在食堂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也有一些职员是自己带饭的。因为下午收工后的时间到晚上睡觉前的时间是非常无聊的，那会儿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任何可供消遣的娱乐设施，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不住宿，尤其是后面大家都相继成家，出于照顾家庭的需要，女孩子带饭的情况还是比较多，家里准备的梅干菜、咸菜什么的，顶多是到食堂买点米饭，这样不仅能吃得好一点，还省钱，在口味上更能贴合自己，同办公室的或者车间的职工带来的饭菜也可以共享。男的就不一样了，觉得麻烦得很，还是更愿意在大礼堂解决。
徐萍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食堂进食材还是脚蹬的那种三轮车，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已经供不应求了，换成了‘三卡’摩托的车子。”
“那会儿人多口杂，也难免会出一些漏洞，比如，打菜的时候依据情感分量有所偏倚，和谁关系好一点就会多打几两饭，不收饭票或者多找饭票，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还有那个时期的食用油都是用大油桶盛放的，就有一些职员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油装进热水瓶里带走。在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可是不得了的，职工的意见越来越多，呼喊声越来越大，要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还成立了相关的管委会，也就是每个车间用民主的方式抽4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每月轮换，通过参与的方式对食堂进行监督管理，保证公平合理，同时也制止了不良作风的蔓延滋长。效果还是很好的，此后，食堂的作风正派多了，饭菜的种类也变多了，出现了面食，炒面、汤面等，之前一直只有米饭、菜等。”潘军接着补充。
大河造船厂的食堂也是经历了三个时间段的变迁与发展。
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极其简陋并且露天的工棚，只提供简单的伙食。
在70年代末发展到顶峰，也就是有800名职工的时期，修建了150平方米左右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不仅仅是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场所，更多兼职的是食堂吃饭的地方。面对主席台左侧是食堂的窗口，大家打好饭菜就在礼堂的座椅吃起来。那时候的礼堂不仅仅是礼堂，更多的是好姐妹好弟兄交流沟通以及文化发展的基地，平时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见面说话的机会也很少，就利用中午吃饭的一会会儿时间吹吹牛皮，说说笑笑，有心上人的职工也利用中午的时间会会面。在大礼堂的周围布置有图书馆、广播通知站、浴室、幼儿园、理发室、商店等，文艺的女孩子们吃完饭就约着去图书馆看看书，男孩子们就约着去理发店剪个头发，抽抽烟。所以那会儿的大礼堂算是一个集中地，串联起了所有职员的情感交流和友谊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在1987年大河造船厂食堂修建了二楼，并设置了雅座、包间，用来接待客户或者领导的重要场所，一楼就成了杂货间，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在接待客户、上级领导、军工代表最开始的时候，科室人员是不作陪的，大家吃饭都是凭票购买的，比如，科室人员请客户吃了一顿2两半的饭，客户需要给科室人员1毛5，那么这1毛5的粮票是要上交的。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厂里也有了自己的指标和经营费，凭借“招待券”可以招待客户等重要人物。在菜品的选择上已经不是最开始的大锅饭了，慢慢出现了个性化的炒菜。
食堂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了“开小灶”的情况，厨师都是从食堂厨师里面挑出来的佼佼者，厨艺水平比较高，菜品更为个性化，想吃什么都可以私人定制了，这时候的“开小灶”不仅仅局限于接待客户、领导了，有条件的职工也可以享受“开小灶”的待遇。
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很多故事，食堂也不例外。或浪漫，或感人，都一样温暖。
吴大帅厨，家境普通，初入大河造船厂食堂，只是一名平凡的小帮工，凭借自己的聪明好学，做事又灵活，甚得当时掌勺大厨老邱的欢心，便收了这个徒弟。20多岁的年纪，英俊帅气，为人勤劳，很快便在大礼堂这个集中营收获了名气和粉丝，慕名前来一睹风采的女职工也颇多，其中有一位技术科的美女资料员倪氏，家境比较好，也是最幸运的那位，两人趁着打饭的几分钟空档，眉目传情，暗送秋波，日后结为连理，才子佳人。这一对算是当时最轰动造船厂的浪漫爱情演义了。
刘一青，造船厂的学徒工，家境贫寒，为了照顾年迈痴呆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只好在造船厂附近租了一所民房，把奶奶接来身边照顾，平日里自己需要出工，奶奶一个人在出租房里，有时候肚子饿得慌，就跑去造船厂的食堂，吵闹着要吃饭，食堂的师傅也不忍心老人饿着，便随她想吃什么就给盛着，事后由刘一青补上饭票即可，并叮嘱老奶奶，饿了随时过来。直到现在，刘一青回忆起造船厂食堂的师傅，也都是一心感谢。
如今已花甲有余的徐萍回忆起造船厂食堂的师傅们，“现在还记得的有当时的掌勺大厨老邱和他后来升了司务长的爱徒吴俊杰，一个很内敛的厨师谢阿四，还有一个来自苏北，人称“小四子”的王立丁，可能是在家中排行老四，记得他个子矮矮的，声音又尖又细，总是很勤劳，闲了的时候就打扫卫生。对了，还有那个总管后勤的总务科长樊百根。”
记住的是一个一个的人，留下的总归是一片一片的情。她说：“年轻人，吃苦是财富，会塑造你坚强的性格和强大的心里承受能力。在大河造船厂的日子，是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拥有了最珍贵的记忆，更留下了食堂饭的味蕾情。”
附：技术科罗绪荆对大河造船厂食堂的回忆
我是在1961年进入杭州大河造船厂的，当时，工厂有近百名员工，主要是修理和建造木质的小型木帆船。那时京杭大运河里，基本上都是木帆船为主。为了发展运河的运输能力，杭州市交通局从杭州市交公司抽调了一批老技工，如：车工、铣工、刨工、钳工、机前工。从而从人工手摇橹的木头帆船发展到有机械动力的木质拖轮。在1962年又从杭州技校抽调了十余名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那时，全厂有130余人，大部分人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当时，正厂长钱阿兴在昌化县山上砍伐木材，副厂长陈全法在主持厂务，1962年厂里建造了第一幢三层楼的楼房，底层是办公室，第二、第三层是做职工宿舍，我们一日三餐都在船厂的食堂里。食堂又是会堂，能容纳近200人。食堂边就是炊事厨房。食堂里有4-5名厨工师傅。在我的记忆里，食堂是职工最喜爱的地方。
中国在60年代初是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什么都要凭票，东西少的可怜，但厂里总务科长的樊师傅和食堂的大师傅们从各种渠道搞一些肉类和水产鱼类来改善伙食。厂领导也往往到湖州、嘉兴等要修造船单位要些鱼虾类荤菜来。
我感觉，一个企业办得好不好，主要看职工食堂办的好不好，员工对企业忠不忠心，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日三餐的食堂办得好不好。食堂办的花样多，吃的又饱又好，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就会越强，员工们吃饱了，生产也就上去了！我记得食堂串口李常有红烧鲫鱼、肉饼蒸蛋卖给职工，要知道在1961~1962年其他一般的食堂里是吃不到的。
下面来讲三个既是事实又是“笑话”的事情给大家听听：
我记得在1965年之前，食堂员工在运河支流区，搞了一个小小的养猪场，大概有七八头猪，用食堂的下脚料喂养。过年过节除了食堂供应红烧肉外，一个职工还能分到1~2市斤的生猪肉。在我记得最深的是有三件事：①大概在1962年冬天，发现一只小猪冻死了，总务科挖了一个坑把小猪埋了，事后被一个叫“谢阿四”的厨工知道了，他又偷偷地把冻死的小猪挖了出来，剖开清洗干净，红烧后，给员工们分来吃掉了，因为不是病死，而是冻死，大家吃了也无大碍。②第二件事是当年的国庆节，每个职工分到了一斤多生猪肉，大家欢心喜地。可是家在外地的员工就犯愁了，记得我们技术科的一位技术员，他舍不得一斤多的猪肉一顿就吃光，为了多吃几餐，这个从来没烧过菜饭的汉子，去买了几个番茄，和一斤多肉混烧在一起。结果番茄煮烂了，猪肉还没熟透。这一大碗的不甜不咸的红烧肉实在难吃。③在1962年下半年，大河船厂的一位管理人员结婚，我们只送了两块钱的贺礼包。因为当时实在没有东西可买到，他千方百计的搞了一些鸡猪肉、鱼类，记得主食是大米加番茄做的混合饭，但管饱。但桌上的半只鸡、肉、鱼被我们这帮人一扫而空，坐着等菜。最后邻居总务科的樊师傅拿来了一碗螺蛳，大家欢呼一通，总算饱饱的吃了一顿喜酒。
我们船厂从修造小木帆船发展到钢铁的轮船，食堂的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大概有6~7名，记得有：老邱师傅、小江师傅、王立丁师傅、谢阿四师傅、小吴，还有一位戈同志。为了给员工们吃得饱吃得好，他还还经常做刀切馒头或者鲜肉大包，一到11点半钟，整个食堂里好热闹，一片欢腾。
夏天到了，为了给造船师傅提神解暑，食堂里还专门去杭州啤酒厂里搞来了散装啤酒，8分钱1斤。清凉的冰啤酒配上喷喷香的肉包子，真是神仙般的享受。
为了克服荤菜的缺少的困难，食堂的大厨邱师傅，特创一款“烂糊肉丝”，8分钱一大碗，配米饭、配馒头都是蛮好的享受。
夏天，除了有冰啤酒外，总务科长还到海宁等地搞来一车车的西瓜，既便宜又甜爽。
社会在发展，大河造船厂从百余人的小船修造木质船舶的小厂，发展到80年代近900余人的中型船厂，从木头船，发展到钢质的拖轮、客轮、油轮直到解放军海上的登陆艇。
船厂的食堂也得到发展，大家最喜欢、最满意的还是我们的食堂。可惜老一辈的厨师大都逝世了，但是那温暖人心的食堂永远留我们心间。
罗
201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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