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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