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延续至今,留下的文字记载波澜壮阔至极,纵观自古以来史书的修撰(以《二十四史》最具代表性)其创作动机和背景总结下来有以下三点:
一、情怀
情怀、可以说是史书编撰的第一原始推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史记》,《史记》的修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人行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心怀远大,一心想在太史令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一些微小的工作,立志写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可惜壮志未酬、斯人已逝,而正是父亲的临终托孤,才使得司马迁有了为之鞠躬尽瘁之奋发。
《汉书》原型即是班彪写的史记续篇,儿子班固是在此基础上,改编成了《汉书》,这也是一个私人行为,直到后期由于班超的进谏,才得到皇室的认可。
而南朝范晔是因为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想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所以开始修撰《后汉书》。
二、资政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唐太宗是一个非常注重史书编撰的皇帝,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参考依据,特别是漫长分裂后的再一次大一统,所以在太宗时期,补缺完成了西晋至隋的史书修撰,至此修史工作完全由私人转变为官方。
而《资治通鉴》更是史书修撰『资政』动机的集中体现。
三、巩固
唐朝之后,前朝史书的修撰均由后朝官方完成,而史书的撰写,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即是为本朝政权的正统性和合理性作出解释,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修史又成为了一个政治动作。
由于各史书修撰动机不同,从书中内容即能直观体现,早期史书编撰多为私人行为,故无过多顾忌,本着史家之初心,其内容多细节,事件饱满详实,相比后期史书还原度更高。
《国史大纲》,为钱穆先生于西南联大任教时所著,成书于1939年。一经推出,即为民国教育部定为大学教材。而钱先生作此书之动机是否为以上三种之一呢?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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