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等人才是这样的,他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却不必使用自己的学识。他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万个莽夫俯首,却不必使用自己的力量。随着事情的发展而应对,不会刻意为之;遵循着规律而前进,不会心存功利。这种人能在征兆未现时,及时处理掉危机;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一眼看透本质并迅速解决。当他做了不世之功后,百姓居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还以为他每天只是坐在衙门里发呆呢。
张瀚卖弄起来:“哎呀,这不就是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吗?”
张居正叹息道:“可惜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应该抓住第二种人才。这种人才智力超群,能精准解读国家政策,在狂澜既倒时可出奇力挽救,创造不可一世的政绩,为官一方,就造福一地,百姓顶礼膜拜。”
张瀚兴奋地叫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其次,亲之誉之’。”
张居正说道:“其实这样的人才也并非完人。人有所长,就必有所短。用人者只有酌长短之所宜,才能正确用之。”
张瀚问道:“您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才呢?”
张居正痛快地回答:“当然是笃实而重根本的人,那些大言不惭的人,绝不能用。那些知道羞耻、朝气蓬勃的人也是人才。有人被骂,气咻咻的,不可看作是度量小,这是有羞耻心的表现。”
张瀚若有所悟,再问:“如何去求才呢?”
张居正回答:“每个人求才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只就我的经验来谈吧。这几年来,无论中枢还是边关,也算是用人得当。我是如何发现这么多人才的呢?首先应该有个正确心态,求才不可有私心,一旦良知被私心蒙蔽,所求的才就必有问题。有的人才是在酒桌上得来的;有的人才,我只需看他的意态;而有的人才,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只是查了一下他的行事。所以很多人都说,张居正突然就提拔了一个人,这肯定是他的亲信或是老乡。实际上,我在背地里用了多少功夫,他们根本不知。我推荐了谁,升了谁的官,很不希望当事人知道,这就是公心;倘若我提拔一人就让其知道,这就有收揽人心之嫌,就是私心了。”
张瀚皱眉道:“如何用人呢?”
张居正回答:“嘉奖能力强的人,也同情能力差的人。”
张瀚又皱眉:“我怎么知道谁能力强,谁能力差呢?”
张居正回答:“试之以事,高下立分。试了之后就知道了其强弱昏明,可谓得人,但不一定能使其尽才。”
张瀚很困惑:“这又是为何?人才是客观存在的,如您所说,只要出于公心,人才就必会被用。”
张居正摇头道:“人事错综复杂,彼说长,此说短,很难有一致的看法。用人者免不了会有主观的好恶之见,也就是世俗所谓的偏见,就造成了人才没有客观标准。比如西汉的文帝刘恒和武帝刘彻,刘恒喜欢用老家伙,刘彻喜欢用年轻人,这就是偏见。有了偏见就会有疑心,有疑心就会被奸佞小人的言语所摇动。咱们帝国的开国帝王师刘伯温说的‘谗不自来,因疑而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用人者一定要控制情绪,减少偏见,任用人不敢有爱憎之私,任用之后不轻信别人对他的谗言。必须要做到‘廉而爱人’,才能得人。”
张瀚迷惑地重复了一遍:“廉而爱人,此话怎讲?”张居正回答:“所谓廉,就是不要做卑鄙的事,还要有一颗高尚的公心。所谓爱人,并非是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是有一种视人如己的恕心。能用人之长,恕人之短;用其刚正,恕其峭直;用其恢弘,恕其豪放;用其坚强,恕其拘执;用其明敏,恕其疏略;用其大节,恕其小疵。能够有这种恕心,就不愁得不到真人才!”
其实用人这门学问,众说纷纭。与张居正同是帝王师级别的刘伯温说,用人的前提是先为人才创造一个清明的环境,正如磁石吸引铁一样。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则说,用人就要用那些肯自我约束的人,这个自我约束就是有勇气致良知。靠意志征服世界的天骄成吉思汗则说,用人就是要用那些意志力顽强的人。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刘伯温、王阳明、成吉思汗,还是张居正,都靠善用人的艺术,博取了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
——摘自《帝国首辅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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