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匏瓜》，副标题是“读《史记·孔子世家》”。
匏瓜，是一种葫芦科的植物，可入药，也可作为储物容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是孔子在感叹：“我难道是匏瓜吗？挂在那里，只能看，不能吃。”从这句话中，我们感受到，孔子抱负未能实现的无奈。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古人。由于孔子被蒙上一层“圣人”的色彩，一直以来，人们主要关注他的学术思想、教育成就、文化和政治影响。但是，关于“孔子为什么能成圣”这个话题，人们习惯简单归结于“孔子厄而作《春秋》”，换句话，是苦难成就了孔子。但这个解释的说服力并不够。
今天这本《匏瓜》，是历史作家刘勃解读孔子的作品。他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出发。《孔子世家》是第一篇完整叙述孔子生平的文章，虽然轮廓粗糙，线条疏广，但为后人追寻孔子的身影，开拓了第一条跑道，本书作者刘勃如今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同时，刘勃还引用了其他材料，最重要的是《论语》和《左传》。《论语》记载了语录，《左传》提供了时间线。在不断的比对求证过程中，作者回顾了孔子的家族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生命历程，展现出一个鲜活具体的孔子，并思考孔子为什么能成圣。读完本书你会发现，孔子成圣之路其实得益于两大因素，一个是独特的时代，一个是他自身的矛盾性。
下面，我们一起跟随作者刘勃，走入孔子的世界。很多人研究孔子都是一头扎进孔子的生平履历中，我们在第一部分，却要先俯瞰那个时代，极具巧合的时代赋予孔子什么样的机会。第二部分，我们把镜头推进到孔子的生命历程中，具体看孔子一生中的两大矛盾。同时我们也会思考，既然孔子最终成圣，为什么作者还说，中看不中用的“匏瓜”，其实是孔子的写照呢？
第一部分
孔子为什么能成圣？
关于孔子个人的故事，我们听得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这次关注一些不一样的，比如孔子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安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司马迁想通过周文王和孔子的例证，来类比自己面对困境也要完成伟大史书的决心。但孔子真的是“厄”而作《春秋》吗？
我们听听孔子自己怎么说。《礼记》记载，孔子去世前，曾感叹：“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意思是：“没有圣明的君主兴起，天下谁会尊奉我的学说呢？我大概快要死了。”听孔子的感慨，他确实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
谈到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战乱不断，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修饰词。但作者刘勃告诉我们，历史或许并不是这个样子。
“朝代歌”中有几句：“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西周之后，秦朝之前，这五百多年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是春秋和战国。刘勃也在他的《失败者的春秋》和《战国歧途》两本书中，勾勒了春秋战国历史的图景：春秋时期是贵族战争，各位霸主陆续亮相。战国时期是全民战争，战国七雄先后变法，加入你死我活的竞争中，黎民百姓深受其害。
孔子生活在什么时代呢？恰好是在春秋和战国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的历史面貌，跟之前的春秋、之后的战国都不一样。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在他6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前546年 ，中原发生一件大事。那个局面看起来，真有点像二战后期，美苏两国主导签署“雅尔塔协定”，制定新的国际秩序。春秋末年的两个超级大国，晋国和楚国带领各自的盟国，在宋国会盟。双方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约定之后不再打仗。之后各国也很有契约精神，真的不打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是难得的和平和自由的时代。
孔子是鲁国人，他在鲁国碰到的最大的政治事件，也无非是三家大贵族驱逐了鲁国国君鲁昭公。虽然驱逐，但手段并不残忍，国君能够比较从容地逃到齐国。而且，鲁国贵族还不断给国君送物资，让国君在国外日子过得好一点。
当孔子走出国门，看到的情况也差不多。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能说完全没有战争，但南北方呈现的战争局面不太一样。
北方国家间的战争，还保留着贵族战争的特点，规模比较小，主要是各级贵族在斗殴。
另一类是南方国家间的战争，规模更大，手段更残忍，最典型的就是吴国和楚国之间的厮杀。楚国有位贵族，名为伍子胥，年龄比孔子稍大一点。伍子胥他们家被楚王灭族，伍子胥侥幸逃脱，投奔吴国，十几年后带兵杀回来，不仅端掉楚国都城，甚至把已经过世的楚王的尸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
孔子周游列国时，也试图去南方看看。鲁哀公四年，他去了一趟蔡国故地。按照国君血统来说，蔡国初代国君作为周武王的弟弟，是正牌华夏贵族。但蔡国的地理位置偏南，大致在今天河南驻马店的上蔡县一带 ，恰好堵在楚国向北扩张的路口，所以被迫成为楚国的附属国。如果是在之前的春秋时代，尽管小国被欺负，但大国好歹得顾及王室颜面，不会贸然吞并别国。但南方的楚国，本来就距离周天子远，随着礼崩乐坏，更是不把传统宗法当回事，于是三两口就把蔡国给吃下去了。
蔡国消亡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意味着各国关系的逻辑发生了剧变。春秋时期，大国称霸需要小国拥戴，所以大国不会随随便便灭掉小国。但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大国不再需要小国拥护自己，更倾向于直接将小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频繁、惨烈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好在，目前这只是远离中原核心区的南方地区的情况。孔子并没有选择继续向南前往楚国，而是选择在北方寻找机会，因为传统周礼在北方国家保留得更好，这是孔子比较擅长的，就业机会更多。
在卫国、郑国这些北方国家游历时，孔子就看到了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论语·子路篇》提到，当初孔子到卫国，“卫生”的“卫”，孔子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禁感慨：“庶矣哉！”意思是“卫国人好多啊！”当时，学生冉有在为他驾车，就问孔子：“人已经这么多了，该做什么？”孔子回答：“让他们发财。”冉有继续问：“发财后，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孔子回答：“那就给他们上上课吧。”你看，先增加人口，再发展经济，最后是文化教育。在孔子看来，人丁兴旺这一点，卫国已经满足了。
作者刘勃讲到这段，也十分感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最幸福的或许就是孔子生活的这一段。春秋的贵族战争已经打完，战国的全民战争还没开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到郑国的时候，被人形容“累累若丧家之狗”，刘勃调侃，即使孔老夫子真的如同“丧家狗”，那也是乱世人羡慕的“太平犬”。
尤其是与孔子的后世传人，如孟子、荀子比起来，孔子太幸运了。他从一出生，就赶上晋、楚两国休战，到了孔子后半生，即使和平开始解体，也只是隐隐约约的声响。真正的动乱，还要等半个多世纪到“三家分晋”，战国才正式拉开帷幕。
成就孔子的伟大，只有相对和平的环境，是不够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和平的时期挺多，但再没有出现过孔子那样伟大的人物。
孔子之所以伟大，甚至成圣，还因为他赶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用雅思贝尔斯的话说，就是“轴心时代”。
现代人经常讨论一个话题，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那么多开宗立派的大家，今天，却少有真正的文化大师呢？
作者刘勃的答案是，晚清民国赶上了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旧秩序崩溃了，新秩序该是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这时，各种新的学科都在草创阶段，投石问路就是独辟穷荒，筚路蓝缕自然开宗立派。这导致许多学科的基本问题、基本研究范式，只能是民国那批人确立的，大师也只能是他们。
这个道理放在孔子身上，也一样。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次重要转型，比如从商代到周代，宗法制、分封制建立，于是有了“商周之变”；从唐代到宋代，世家大族逐渐消亡，普通民众借助科举制进入统治阶层，于是有了“唐宋之变”。
但这些社会转型，跟孔子所处的时代转型相比，影响深度差得很远。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周天子领衔的松散联盟向皇帝统治的统一王朝转型。孔子就生活在这个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孕育的时代。这个时代就像是中国历史的中轴，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破旧立新，承前启后，也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
凑巧的是，孔子这一辈子，又在春秋向战国的过渡期，用刘勃的比喻，那是轴心的轴心。
正因为这个极为特殊的时间点，孔子面对的问题是新鲜的、尖锐的、紧迫的。比如，恪守周礼的那些国家，就是弱小，就是容易被楚国、晋国这样的大国霸凌，那孔子你怎么看呢？西周时期，只有贵族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但现在贵族不屑于学习传统知识，孔子你又怎么看？
面对这些问题，孔子具体回答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他只需要留下一个答案即可，这个答案可以作为绳索，供支持他的后人延续下去，也可以是靶子，给反对他的人反复批评。
例如，孔子说“为政以德”，治理国家要用道德和礼教。后世有的人肯定，像孟子就延续发展了这个理论，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也有人表示否定，像韩非提出“法不阿贵”，应该用法来治理国家，即使面对贵族也不袒护。
总之，站在风口上，孔子面对的局面在迅速变幻，他遇到的问题都是很紧迫的，也是很基本的，孔子会自然而然做出自己的回答，后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绕不过，避不开。
这样，孔子宗师级的地位，自然就确立了。孔子的成圣之路，正如刘勃所说：“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物，个人的禀赋与奋斗还比较重要；但能不能成为大宗师级别的人物，归根结底还是看历史进程。尤其是文化大师，只可能出现在社会转型期。”
不过，只是有“时势”，并不足以“造英雄”。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大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但并没有出现第二位像“孔子”那样影响力巨大的“圣人”。下面，我们把镜头聚焦孔子，看看他本人身上有什么成为“圣人”的特质。
第二部分
作者提到，从孔子个人看，最适合成为圣人的特质，恐怕是他身上到处自相矛盾的地方。
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要先从孔子的出身和逆袭讲起。
关于孔子的出身，有个流行了两千年的八卦，这就是“野合”。“野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本书提到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有意为孔子辩护，认为“野合”是指不合礼法的结合。孔子的父亲在六十四岁以后跟他的母亲结合，生了孔子。按照当时的说法，男性超过六十四岁结婚生子，属于非礼。
还有一种说法，没有替孔子避讳什么，野合就是“在野外结合”。世界上很多民族，在社会还比较简单原始的时候，每年固定的几个时段，青年男女会一起狂欢庆祝，看对眼了就在一起。先秦时代的华夏，民众还很自由放纵。墨子就说，齐国的“社稷”，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这些地方都有类似的男女集会活动。
不论是第一种说法，还是第二种说法，总之，“野合”生出来的孩子身份比较卑贱，这是确定的，但在当时不会被人认为多么不道德。
尽管出身低微，但孔子自幼却有极强的贵族意识。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孔子是“野合而生”，他是由妈妈带大的。虽然没有跟孔氏族人生活在一起，但听邻里街坊嘀嘀咕咕，也能掌握不少家族信息。孔子的祖先曾经是宋国贵族 ，后来因为被政治打压逃到鲁国，沦为“士”，也就是最低等贵族。虽然地位下降，但好歹还算贵族。这个信息给生活困苦的小仲尼燃起一丝希望。
另外，孔子之所以有那么强的贵族意识，可能跟孔子幼年的生活有关。单身妈妈把他拉扯大，周围的民众少不了恶语相向，所以孔子瞧不上底层人。但同时，由于他自幼在平民阶层生活，所以孔子能洞察普通人的心理。
书中还讲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孔子的身高强化了他的贵族意识。孔子的个头真挺高的，司马迁认为成年孔子的身高为“九尺有六寸”，换算一下，最高可能达到2.22米，最低也有1.79米。在普遍营养不良的社会，高个子就是贵族的标志。
俗话说，三岁看老。孔子打小，兴趣爱好就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他做游戏，喜欢摆起砧板、容器，学习祭祀的礼仪。显然，孔子发自内心向往贵族阶层。
但只是向往，终究成不了真贵族。在那个时代，要成为贵族，除非下辈子投胎在贵族之家。但对于孔子来说，这辈子或许还有机会，毕竟他的父亲是贵族，他可以想办法获得父亲家族的认可。
麻烦的是，孔子是母亲带大的，他都不知道父亲埋在哪儿。于是，聪明的孔子搞了一个行为艺术。母亲去世后，孔子带着母亲的棺材堵在大路口，不停问路人：“我想把妈妈和爸爸合葬，可是我不知道爸爸的墓地在哪里，你们谁能告诉我？”
孔子真是个制造轰动效应的高手，这么一闹，不仅找到了父亲的墓地，而且激活了自己的贵族身份。
恢复了贵族身份，孔子补办了一张贵族沙龙的入场券，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张入场券。一次，孔子听说，鲁国的季孙氏邀请士人吃饭，孔子想，我不就是“士”吗，于是去了。结果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轰了出来，当面打脸：“我家主人是请士人吃饭，不是请你吃饭。”
年轻的孔子，内心遭到暴击。孔子下定决心，要用贵族的德行和礼仪充实自己的身份。于是，孔子玩儿命补课，学习古代贵族必须掌握的各项技能，比如礼仪、射箭、驾车、书写、算术等等。
学习之外，孔子也得工作，赚钱糊口。孔子的工作主要是两部分，一个是给大贵族打工，另一个是开补习班，教学生知识。
给大贵族打工，这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唯一生存方式。孔子也一样，作为小贵族必须依附大贵族。
但教书育人这件事，足以看出孔子的了不起。孔子通过学知识实现了阶层跃升，成了“士人”。他的邻居们、亲戚们也渐渐意识到知识的力量，拿几尺布换一斗米，这需要点算术知识；有公告发布下来，识字的人能及时掌握信息。于是很多人都来找孔子学知识。一来二去，孔子的私学就办起来了。之前，或许有人干过类似的事情。但干出影响的，孔子是第一人。
孔子开补习班，声名远扬，后来惊动了鲁国大贵族孟孙氏。鲁国本来是周公的封地，老牌正统贵族，但到孔子的时代，鲁国贵族的礼仪知识甚至比不上南方的楚国。鲁国的孟孙氏听说孔子在礼方面这么有研究，于是请来给儿子当家庭教师，孔子的人生实现了第二次跃迁。
说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孔子的人生色彩跟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给人一种孔子一生不顺的感觉。其实这是因为，那篇文章的主题是“不用”，孔子那么有才华，却没有被重用，没有得到实践，太遗憾了。
但刘勃提醒我们，在那个时代，一个私生子，取得了继承人的地位，工作干得很好，外快赚得多，还能不断获得领导的肯定。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孔子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这种精神继续影响着他后半段人生旅途。随着孔子名声越来越大，他的两份工作都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步。从政方面，他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和大司寇，主张用道德引导人民，用理智管理人民。同时，他的门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力。
即使后来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周游列国，由于名气很大，所到之处一直被人们所关注着，孔子的思想开始走向国际。到迟暮之年，孔子返回鲁国，他把精力放在编书和教学上，这个决定同样非常正确，这让他的思想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更广泛地传播开。
孔子凭借自身努力实现了逆袭，但他最终“成圣”，还得益于自身的矛盾性。
前面说过，孔子一生有两大事业，一是从政，二是办学。孔子为什么要从政呢？从政可以强化宗法纽带，进一步复兴封建等级社会。孔子为什么要办学呢？办学可以让穷苦孩子掌握做官技能，摆脱原来的社会阶层，为此，孔子甚至还在国际间流动办学。
但仔细看，这两大事业的目标其实是冲突的。办好了学，苦孩子越精通做官之道，就越不甘心继续当下等人，如果阶层流动越频繁的话，封建等级社会就会瓦解得越快，这就和孔子的从政目标冲突了。用作者刘勃的话说：“孔老师摆了个扭头朝后看、迈步向前冲的造型”。
结果，孔子本希望通过从政和办学，挽救礼崩乐坏的时代，结果却顺手把危房给推倒了。只要是懂政治的人，都能发现，孔子的复古主张，是没有可操作性的。难怪，他感叹“吾岂匏瓜也哉！”
的确，孔子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要注意，从政是那个时代“士”生存的唯一方式。我们要看到是，孔子通过办学的方式，不仅推动了古代教育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千年的教育风气，而且也极大推广了儒学思想。直到近代，钱穆先生仍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正因如此，孔子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圣人”。
除了从政与办学以外，孔子的思想中也充满了矛盾。
我们先看他的政治思想。在政治方面，孔子主张德治，反对专制；同时，他主张像他那样的精英治国，而不是把国家交给一无所知的平民，也就是反对民主。上反对专制，下反对民主，听起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换个角度看，孔子占据了两个论点。如果有人支持精英治国，可以找到一堆语录来加持。如果有人批评他反对民主，支持他的人就可以拿孔子反对专制的语录来防卫。
再比如孔子的教育主张，也是矛盾的。如果有人要强调大众化教育，他可以推出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主张。但如果有人想要鼓吹精英教育，他同样可以把孔子骂学生的话抄一抄，比如，孔子有个学生叫樊迟，他问孔子：老师，种庄稼是怎么回事？孔子说：“你去问老农吧，我不如他们。”不久，樊迟又问孔子：“老师，怎么种蔬菜？”孔子说：“你去问菜农吧，我不如他们。”樊迟刚一离开，孔子骂道：“小人啊，小人啊！这个樊迟将来只能做个小人啊！”言语之间，不难看出孔子有多挑剔，上智下愚，精英得很。
这样的模糊含混，立论不清，是孔子想问题不彻底，还是立场不坚定呢？
作者刘勃提到，杰出的学者，优秀的论著，一般说来都是严谨自洽的，但顶级的宗师，最重要的典籍，最权威的文本，往往就是自相矛盾的。
经典越是没说清楚，解释经典就越方便与时俱进。这件事情，在孔子死后不久的战国时代已经开始了。
《韩非子·显学》提到，孔子死后，儒学分为八个流派，比如子张之儒、子思之儒，等等 。
其中孟子和荀子最有名，双方的冲突也最激烈。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孟子主张“仁政”“王道”，荀子强调“礼法兼治”“制天命而用之”。意见相左，但不妨碍他们都以孔子的嫡传自居。
不只是儒家内部，其实战国诸子百家，只要留下文本的，你都会发现，这些文本分别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孔子。
比如，在庄子笔下，孔子总是被挖苦、戏耍的对象，例如，让一个强盗头子和孔子辩论，结果把孔子说得落荒而逃，上车后连缰绳都拉不住。
在韩非笔下，孔子是另外的形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内容：孔子的学生子贡阅读商朝的法律，里面提到，如果有人把灰倒在街上，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剁手。孔子却说，这是真懂治国的道理，因为剁手是重刑，轻罪重刑可以吓住百姓，降低犯罪率。你看，在韩非的语境中，孔子竟然主张严刑峻法。
战国各家要么是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主张，要么是靠批判孔子来彰显自己的独特。总之，孔子的存在感特别强。
如果孔子的形象，只是在学者圈里火，那还不够成圣。成圣，必须要政治力量的加持。很快孔子的形象就火出圈了。
比如，刘邦原本是非常讨厌儒生的，但是在攻打项羽城池的时候，发现有一座流行儒学的城池竟然忠于项羽拒不投降，刘邦被感动坏了，原来儒学能让臣民变得尽忠，于是也推崇孔子。
还有，刘邦是草根起家，当皇帝后，很多老战友与他依然很随便，不成体统。这时，儒生叔孙通给他出主意，通过制定朝会礼仪，建立君臣规矩。这有提升了刘邦心里孔子的地位。
得益于孔子理论的内部矛盾性和可塑造性，孔子在成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成圣的角度来说，孔子自身的矛盾性成就了孔子，但从他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理想实现的角度看，这样的矛盾未必是孔子希望的。
“匏瓜”不仅是孔子个人生命历程的写照，也是孔子思想在后世的写照。听起来有点奇怪，前面不是说了，孔子的思想成为各家争抢的香饽饽吗，为什么是中看不中用的“匏瓜”呢？
试想一下，孔子之后的儒学思想，还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吗？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即使到汉代，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但那时的儒学已经跟孔子没多大关系了。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中国古代皇帝们需要的，是一个精神偶像，悬挂在普通民众的心头。远远望见，那是我们无比敬爱的孔老师，但孔老师教导我们什么，得看皇帝给他填充了什么。
这不就是“匏瓜”吗？
结语
到这儿，关于“孔子为什么能成圣”这个话题，我们就讨论完了。
说到这儿，你可能为孔子感到惋惜。穷其一生，孔子的人生历程如“匏瓜”，他的思想虽流传于后世，但早已徒有虚名，也如“匏瓜”。
其实，我们应该为孔子高兴。对于任何一位民族文化中的圣人来说，匏瓜或许是最理想的存在状态。匏瓜内盛放的东西，一直在变，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同，找到的解决方案也不同。但谁能承载这些不断变化的问题和答案呢，两千年来，中国人只认“孔子”这只匏瓜。到这时，真孔子是什么样，真的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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