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姻缘咸水妹
一、咸水妹扬名上海滩
近现代以来,因为上海的国际国内地位,以及广东人在上海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广东许多事物扬名于开埠后的上海,比如“食在广州”,笔者在《民国味道》一书中有深入的考述,此处不赘。再比如“咸水妹”,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风月史也是经济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和重要反映。
在笔者能搜检得到的文献中,最早记述“咸水妹”的当属咸丰、道光时期曾为官岭南的刘楚英。刘楚英,字湘芸,四川中江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授甘肃罗平知县,咸丰九年(1859)升任广西梧州知府,同治二年(1863)调署桂林知府,同治三年回任梧州府。他同治九年刊刻的《石龛诗卷》中有“别有因缘咸水妹,绝无滋味淡巴菰”句。按:淡巴菰即烟草。清王士祯《香祖笔记》说:“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也有写作淡巴姑的。如俞正燮《癸巳存稿·吃烟事述》:“烟草出于吕宋,其地名曰淡巴姑。”但孙橒(字诗樵)的《余墨偶谈》(同治十年刻本)说这首诗作于上海。故其又在《咸水妹》条说:“上海蛋户之为海娼者,人呼之为咸水妹。”光绪十七年(1891)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张心泰《粤游小志》“妓女”条,也有“有蛋户为海娼者,人呼为咸水妹”的记述,语言与此雷同,或属过录。张曾随父宦游两广,光绪十三年谒选,官至宣化知府。也是同治九年刊刻的毛祥麟的《墨余录·风月谈资》,未点名咸水妹,更点睛咸水妹:“更有广东流娼,与之杂处,装饰异土著,不梳高髻,不第裙,不裹足,饰无珠玉,……人呼为盐酸梅,盖言品味虽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烦,一若津津乎有余味也。”大约因为未履粤地,耳食上海景观,得有此说吧,当然也不废其传神写照之处。后来徐珂辑撰《清稗类钞》,也有类似从音之说,但不至于泛指广东流娼:“西人呼妓曰咸飞司味,华人效之,于接应西人之粤妓简称之曰咸水妹,然有时也接本国人,惟不能使与西人相遇耳。”
风月事常在风闻间,所以,咸水妹的故实,越到后来,似乎越模糊:
俗呼粤妓为咸水妹,不知其何所取义。对山书《屋墨余叙》(即指毛祥麟《墨余录》,毛字对山)则谓为咸酸梅,以其物虽微,食之亦颇有味也。昨日有咸水妹郑双喜者,强拉某洋人入室寻欢,洋人不依,双喜伪向之缠扰。洋人怒甚,大声斥之,适二百四十号巡捕得得而来,乃解送英公廨。(《英界公堂纪事》,《申报》1895年1月30日3第4版)
再后来则引发起考究来——何谓咸水妹?或叫“咸酸梅”,荷兰语之音译也:
沪俗称粤妓曰咸水妹,不知其意云何,亦不知其言自何而来也。按咸水妹专接西客,我国明时已有荷兰人足迹,即当时所谓红毛番也。初至广东沿海一带贸易,渐与一蛋户之为妓者接触,故或谓咸水妹为荷兰语之译音意云妓也。清初人诗有“别有风情咸水妹,絶无滋味淡巴孤”之句,盖为上海作也。又苏沪一带,水与酸之音近,妹与梅为谐音,清毛祥麟苏人,《墨余录》云粤妓妆饰异土著,不拢头,不裹足,饰无珠玉,善歌,虽不解其词,然娓娓动听,犹云其品虽未佳,亦可以解愁除闷,正如咸酸梅之津津有味也云云,则咸水妹即咸酸梅之转音欤?不可得而知矣。(中国《咸水妹考》,《申报》1923年11月19日第8版)
一考证,一认真,就有人较真,提出订正意见,以为更应是英文Hanasomaemia之译音:
昨阅本报中国君所作《咸水妹考》一则,说自有理,惟据余所知,尙有一说,亦颇有价値。按咸水妹乃英文Hanasomaemia之译音(译意美女)。咸水妹专接西客,故西人呼之为咸水妹,理似较长也。不知中国君以为何如。(大荒山人《咸水妹考补遗》,《申报》1923年11月22日第21版)
然而,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十年之后,有心之人再作考证,认为起源于香港,似乎了很大的进步:
上海的妓女中,有一种专接外国人,叫做“咸水妹”的,我想一定有很 多人,不知这名词的来历。
据说咸水妹的发源地是香港:当香港割归英国辟为商埠后,外国人渐渐 的上岸经商。其中一班兵舰上的水手,终日无所事事,便静极思动,要找寻妓女寻欢作乐。可是我国的那些妓女,因为见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异样,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很觉得害怕,所以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只有在海面上那些摇舢舨船摆渡的女子,伊们时常渡外国人上下轮船的缘故,都看惯了,言语也慢慢地互相能通达,那班外国人乃和伊们兜搭起来,伊们自后也就以此为业了。
香港本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伊们又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伊们“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的通称。这个“妹”是广东俗语,作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往往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伊们做“咸水妹”,那是错的。(陈天赐《咸水妹考》,《申报》1936年10月3日第17版)
有考证,有质疑,原本有助于发现事物的真相,可是有时质疑是在倒退;此番质疑者即是如此
三日本刊《咸水妹考》谓“海水是咸的,伊们都在海上作生意,所以叫做咸水妹。”虽则颇似言之成理,然而终觉牵强得厉害,据我所知:咸水妹乃Handsome
Maid的译音,犹之德律风(电话),马达卡(汽车),色老夫(跑街),康白度(买办)等,是一样的,未能照字面来解释,否则便攒进牛角尖去了。(郭振方《咸水妹是译音》,《申报》1936年10月20日第16版)
如此坚持说咸水妹是Handsome Maid的译音,那还不如十年前大荒山人的水平;迄至今日,海上所谓的名家们,也常煞有介事地考证咸水妹的渊源,水平也还是二三十年代的重复,毋庸例举;中国学术,多是低水平的重复,于此可见一斑。其实曾履咸水妹源地香港并有深入观察的王韬,其刊刻于光绪元年(1875)的《瀛濡杂志》早已指出其为音讹:“沪人遂讹称咸酸梅,谓其别有风味,能领略于咸酸之外。”(王韬《瀛濡杂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越到后来,似乎越搞不清楚,如《图画日报》1910年第304号碧《嗜好与俗殊咸酸》仍称:“沪上曲院现象,虽绘不胜绘,然以大致论之,连日各图中已略具梗概,惟花界中别有所谓咸酸妹者,(或作咸水妹),其命名不知何所取义。若非俱系粤产,能操西语,故所接狎客皆系西人。唐人诗:“嗜好与俗殊咸酸。”咸酸妹之专接西人,殆知西人之嗜好,与华俗不同乎?因作是图,以补曲院现象之关。赞曰:似花非花,似叶非叶,粤女婆娑,西宾款接。浑身倩洁,曰咸水妹,嘉名特别。”又,前此的《图画日报》第六十八号《花天焰口秘言》(九续)则颇怜于咸水妹:“赤足蓬头最苦咸水妹,异地飘流度活计全无,想发洋财不怕沙叱利,磨死孤魂来受甘露味。”(亦载《繁华》杂志第3期)
商业繁华,风月繁盛,自古而然。鸦片战争后,上海之所以被作为新开通商口岸首选,以其良好的港口贸易条件,所以,开埠之前,上海城内固无妓院以应客,可黄埔江的商船上却可得享此般服务:“道光以前,上海黄浦多泊贾舶,土人每以舟载妓应客,舟子辄高声呼曰:客欲唤妓乎?客应,即移棹至矣。”(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3》,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引)王韬也说:“向时,浦中贾舶停桡处,士人辄载䘕院客溯洄其间。春风上下,其声曰‘唯’。泊舟者声相应,即拢舟送至,衾裯笙笛咸备,晨钟初动,便来引去。于萍水中作鱼水欢,恬不为怪。”(王韬《瀛濡杂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发展二三十年之后,繁华便成,风月自然不敢迟滞。亦如王韬说:“黄浦中,向有船妓,略如蛋户。日将暮,驶附海舶,分宿各帮。其海舶全身白垩,俗谓之白肚皮船,俱舶浦心。舶中所携红毛酒,贮以玻瓈瓶,色红味甘,辣如丁香,功胜媚药。杨征男《淞南乐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罗袖争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红毛,身世总酕醄。’今此风稍息。近虹口处,间有西洋妓艘,歳一二至。华人或易西国装束以往。其有江干僦屋,独处无郎,号称西域葡萄者,迩来亦殊盛。”(王韬《瀛濡杂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就其着眼于洋人的,据1871年的不完全统计,英租界有专接洋人的妓院27家妓女92人,华洋兼接的35家131人,专接华人的382家1352人;法租界共有250家2600人,其中洋人常去的24家90人。有了这么一个数量,自然惹人关注。([美]兰能·科林《上海史》,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引)这似乎还不包括咸水妹:“华妓洋娼之外,别有所谓咸水妹、淡水妹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且不说咸水妹,粤妓总是少不了的,因为粤商纵横四海,尤其是潮州商帮,很早就踏足苏(州)松(江,上海)地区;乾隆《潮州府志》说潮州“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甚多”,可见往来之盛。据民国《上海县志》,鸦片战争之前,上海每年从闽粤运进光糖就达约50万担;潮州土糖,一直到民国,都是国内糖业翘楚。1839年上海便有潮州人开设了“元利”食品号,那可是上海第一家像样的食品店。但大规模的粤商入沪,得等到上海开埠之后。其时洋商开始从广州转战上海,其所倚仗的粤籍买办也跟随前往。当然,洋商北上,粤商继往,相关服务群体也跟着蜂拥北上,在虹口北四川路、四马路一带,仿佛建了一个广东城。冯尔康教授说,上海本以移民为主,客属移民约占4/5,而广东人又占客属移民的1/5,不可谓不多。梁元生教授也说,在1840年代末期和1850年代初期,广帮以八万人之众雄居上海移民群体第一位,后虽让位于得地利之便的宁波帮,但也始终保持住第二的位置。初期广东商人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对外贸易,进而影响到相关贸易政策的制订,被费正清教授形容为“上海的广东化”。在这庞大的广东人群体中,自然有蛋家,有咸水妹;洋商们需要妓女的服务,这种服务,除了少数洋妓,就只能由在广州时就已与洋人打惯了交道的蛋家妹或广东妹承担。
二、《申报》存真“咸水妹”
随着《申报》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创刊,洋场社会既是其报道重点,咸水妹自然也同步上版;《申报》4月30日创刊,5月29日就有了有关咸水妹的报道《贪利被骗》:
郑亚干者,在港中以卜卦算命为名,究以设局谝人为实者也。……一日者,有咸水妹某踵门求占算。亚干握管良久,貌为欲断不断之状,忽诧言曰:“吾观妹子之命与相,必不是下流。吾且为汝更占一卦,以决吉凶。”于是画成卦体,故为沉吟。忽奋然曰:“此卦大吉!可喜可贺!日间必获大财。且相与命同参,岂终久居贫贱者。”咸水妹曰:“以我混迹青楼,何能立致大富乎?”亚干曰:“吾自一术,不患不富,且可至巨富,从来秘不示人,惟待有福者用之耳。比如用银一毛,放落箱内,随时开箱,可以获利双倍。”咸水妹贪心忽起,即交银与试,亦见灵验,几次遂信为真。前月二十六日,尽将己所有首饰并借朋友金鈪二封、金镖二个、金戒指二只、金练二条、金耳环三对以外金器二十余件,另银钱一百员,共约值银一千五百余,咸水妹亲手放在箱内,用符封固。亚干假念咒语,谓某日某时方可开箱取看,定获双倍。咸水妹欣欣然曰:“吾苟得此,定然重谢。”后果依时启箱,内一无所有,观其空空如也,此时方知被骗。
其实据文末所标,这则报道是转录香港《华字日报》的;当时上海开埠未久,交接洋人的咸水妹尚未进入大众视线,自然也没能成为新闻点。其早几日即5月25日的报道《西人入妓院》即足资说明:
昨日晚间十一点钟时,有西人乘驾马车,双灯炯然,声势喧赫,至新新楼侧之复顺堂门前,玉勒乃停其仆,下车导西人入门。门者曳尾局蹐拒之曰:“尔来此大不方便,女儿魂小,恐不堪其惊吓也。”其仆对曰:“是洋行中大东家,断不滋扰,不过欲观平康风景而巳。”门者犹再三相拒,西人昂然直入,略不之顾。进内约二时许方出户,登车而去。其在内若何光景,或诸姬环侍其前乎?抑名花尽行藏匿乎?其各房间曾遍为游历乎?抑仅高坐中堂乎?则传者未尝偕入红楼,殊不知其详细也。
这也说明,咸水妹的得名,渊源自于香港!或许是传媒的力量,不久,沪产的咸水妹就登上了《申报》版面:
广妇王姓住居虹口,开设妓馆,招接洋人,即所谓咸水妹者也。向为洋人所包,殆因该妇时患疯癫,洋人亦断绝往来,遂日游嬉街市,时发时愈。病发之际,尝欲放火毁屋,经巡捕查知,恐失火延害,解经会审公堂,陈公验明,确系患疯。商之巡捕,拟将其家中所有什物,以及买来之幼女两口,一并送县,分别官卖择配,并由先与认识之洋人,愿偿盘川费用,并移县移转交安良局,觅有妥便船只,遣回原籍。(《咸水妹疯症案件》,1872年9月4日第2版)
这里边还埋下了一层伏笔——咸水妹买幼女何用?循传统,当伺其长成以充咸水妹也,也间接说明咸水妹非必粤人。咸水妹招接西人,这西人,当然主要指欧美的白人,并非所有的外国人,所以就有黑人遭拒产生纠纷的事件发生:
日前有黑人江法来,因往广东妓馆住宿不留,殴打妓馆鸨母以及妓女即咸水妹者受伤,并毁其玳瑁镯。因黑人系未换和约之国,有事例得公堂委员会同有约领事审断,是以巡捕解由公堂会审,断罚洋钱十元充公,并令偿还毁镯价洋一元半示儆,已经列诸前报。(《会审公案》,《申报》1872年10月1日第3版)
转年至1873年,报章对咸水妹的出身有进一步的介绍,不再简单的概说成招接洋人的广东女子,而是细致到广东蛋民出身:
……(咸水)妹盖粤东之蛋民妇,沿海而居。西人入粤,伊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焉。荐寝西人,所入较奢,类高视阔步,而于华人不屑顾也。但千手雷同,千古一辙,所不忘情者,优孟中人。如前报之花娇颠奀女,其彰明较著者也。(《咸水妹耳后针砭》,《申报》1873年11月11日第2版)
再转年至1874年,广东人也公开接受咸水妹为粤产的说法;这类事情,一般情况下多少都会有些避讳的。事起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月楼案,说的是京剧当红武生杨月楼1872年到上海献艺,与“粉丝”广东香山籍上海富商千金韦阿宝热恋,其母韦王氏竟不顾良贱不得通婚的大清律令许婚,引发海上粤商群体的愤怒,诉之于官,同为香山籍的上海县令叶廷眷判韦阿宝被判掌嘴二百,交普善堂另择婚配,杨月楼则被判流刑。引发了舆论强烈反弹。对此,便有以“广东四直州二直厅七州七十七县同人”名义致函申报馆,说你们批评粤人,应该有所分别,因为“此案在事之人皆香山人”,也只有香山才出这等糗事:“盖粤人所称为糠摆渡(俗名买办)、细崽、广东婆、咸水妹者,均系香山一县男女也,生无耻之乡,习不堪之业,在粤人己不齿之于人类,而香山男女方以此为生财之路,致富之端,扬扬得意,以为光荣实甚。”(《广东同人公致本馆书》,1874年1月14日第1版)香山人当然不认这个账,尤其是不认咸水妹这笔账:“既谓广东婆、咸水妹均系香山一县之女,何以无一操香山之音,莫非至幼为他县人拐骗作此不类之事乎?抑入其乡,食其水,变其音,而心亦变乎?”(《香山荣阳甫致本馆书》,《申报》1874年1月17日第1版)
本来,因为葡萄牙人骗租澳门,香山人最早交接洋人,而香山近海之处,又多为蛋民聚集之处,与洋人发生某种性及情的关系,是有可能的;2006年成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山(即旧日香山)咸水歌中,我们也可以有些发现和印证:
女唱:门口有坡摩啰莱,兄哥,唔声唔盛走埋来(门口有坡莫下来,兄哥,你不要不声不响走进来);
男答:甕菜落塘唔在引,姑妹,二家情愿使乜媒人(甕菜落塘不需要教,姑妹,我们两家情愿了,哪用什么媒人)。
女唱:番鬼识当唐人坐落,兄哥,哥歪二字赶哥兄台(洋人说sit down华人说坐下,兄哥,goodbye,你快快走开——我要接待洋人了);
男答:番鬼花边唐人打印,姑妹,有心聊我莫向聊人(洋人用花边银华人用碎银,姑妹,你真有心就谈我俩不要谈别人)。
女唱:番鬼推车钱银世界,兄哥,无钱大缆搅唔埋(洋人有钱能使鬼推车,兄哥,没钱是我们没办法搞到一块的);
男答:番鬼膺中厘戥秤,姑妹,当初唔肯莫应承(洋人胸前好像画了钱印,姑妹,当初如果你不肯就不要答应);
女唱:番鬼洋烟唔可食,兄哥,食烟容易戒烟难(洋人的鸦片烟不要吃,兄哥,吃烟容易戒烟难);
男答:番鬼洋烟从无炼,姑妹,丹心来共妹痴缠(洋人的鸦片烟从来就不会沾,姑妹,我一片丹心只想跟你相厮守)。
女唱:番鬼月头四个礼拜,兄哥,但逢礼拜要哥开嚟(洋人每月四个个礼拜天,兄哥,每逢礼拜天哥要离开);
男答:番鬼膺中未有打印,姑妹,送完番鬼去送唐人(洋人胸前也没有写字,姑妹,送完洋人再送华人)。
(程美宝《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
只是,似乎经此一阻断,便再无人往这香山澳门方面联想咸水妹的渊源,而往溯香港。后述。然咸水妹日渐为市民大众所熟悉甚至瞩目,则是事实,因这竹枝词这种反应社会生活“时尚”的诗文体,也开始关注咸水妹了:
东粤蛮姬,俗称咸水妹,每至夕阳西坠时,焚香门首,又以彩线系青钱,暗占鬼卦。
顿老丰神岁月添,佳人迟暮冷秋蟾。
蓝田合种成双璧,一样温柔二美兼。
(苕溪洛如花馆主人《未是草·续春申浦竹枝词》,《申报》1874年12月1日第4版)
等到租界当局要实施某种行业管理——对咸水妹定期进行严格体检,以确保他们洋人的身体安全——时,则标志咸水妹不仅进入公共层面,更确立其“社会地位”了:“月之初五日本埠工部局聚议,不特商人在内,即麦领事与水师提督暨工部并水师医生亦皆与会。其所议者,以妓女或受淫毒,虽免不传染于人,须开设一馆,延医生逐人验看,无毒则纵之为娼,有毒则收其牌照,令在医馆调治,俟愈后再行接客。”还特别指出:“此举在香港已有之,大约一切章程均相仿佛也。”(《西医验妓》,《申报》1876年8月2日第3版)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咸水源起源的重要线索。暂且按下不表。但是,这检验,并不是免费的福利:
前闻寄居本埠之咸水妹并将照香港例,每礼拜四请西医查验,有病则为医治,无病始准接客。在后此议不复题及,方以为作罢论矣。兹闻英工部局又议将英美两界之粤妓,每人每月捐银二元,每一礼拜赴医馆请医生查看云云。粤妓闻之,不特不捐,亦不肯验,因是捕房示知一切西人,毋得赴咸水妹住宿,察出重究,若华客则不在此。例故英美两界之咸水妹,现均闭门云。推求其故,以兵船水手,多有传染毒疮因有此例也。(《妓馆新章》,《申报》1877年1月17日第2版)
然而,西人重法纪,法纪既彰,咸水妹们是抗不住的:
前执本埠之咸水妹,不遵工部局按月轮捐归医察验之新章,故皆闭门谢客。兹悉已有匹户,情愿捐议领照,相按踵而起者,必尚有数家。亦可见西人之令出惟行也。(《首先遵论》,《申报》1877年3月7日第3版)
本埠为通商总汇码头,流娼土妓不一而足。前以各国来往商船水手,每致宿娼染毒,工部局董议查招接西人之妓,延医月验,各须贴费两元,即拍相给照执凭,否则驱逐。初以事属创始,若辈即多含耻并有阻挠者,以致屡行屡止。现知此举踵行,情愿投验之,咸水妹等按月有三百余口,所收贴款,亦已足敷医药经费,是亦入境者应问之俗也。(《验毒已行》,《申报》1880年10月29日第3版)
民国时胡祥翰就在《上海小志》中对此大赞:
又有一种粤妓,俗所谓咸水妹者,昔亦在二洋泾桥北首带,后迁往虹口鸭绿路、斐伦路诸处,此亦专招接西人者,兵舰中水兵或乐问津。门口悉树木栅,中开一孔便人通语,两情既合,始启扉纳客。捕房虽准其营业,然取缔甚严,每星期须经医官验视,如染有梅毒,即予施治,并勒令停止接客,其为彼帮人何若是之周密也。返观吾国则何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咸水妹既为招接洋人,自然是逐通商口岸而走,所以不久也就有了涉及天津咸水妹的报道:
天津紫竹林一带,赌风极盛,前已述及。兹闻经城守营拿获赌犯五名,禀请津海关道发县照办,所有设局开赌之十三家,门尽对闭。嗣闻由广帮将五人保出,并由津海关道饬将无业游民查明,分别资遣回籍,咸水妹亦不得逗遛,盖恐窝娼而兼窝赌也。(《津沽禁赌》,《申报》1876年11月18日第2版)
寄居天津之粤妇,本亦一咸水妹也。近则略有余资,长子已不育,次子今十二岁,服西国之服,言西国之言,头角峥嵘,居然伟器。妇独深信巫觋,平日为子求福,花去金钱者已无算。(《女巫骗钱》,《申报》1876年12月18日第1版)
天津虽属口岸,但中国的情形是越往北特别是越近京城,在华夷之辨上显得愈益保守,作为口岸前沿的紫竹林一带,不仅咸水妹不多见,普通妓女也不多见:“紫竹林虽为通商之埠,除粤妓咸水妹外,无其人也。间有一二在客寓者,亦别有所主,常人未便问鼎也。”(好事《近世花界源流变迁考》,《小说新报》第1年(1915)第11期,第3页)
另一重要口岸汉口,虽然开放稍迟,毕竟九省通衢,咸水妹自然也不会放过:
汉镇小关圣庙河街衣店主某甲,粤东人也。会经受人托购一婢,爰转托素识之张氏妇留意。兹适有某饭铺来一女,年尚稚,引送至衣店,已署券矣。许越日付价,奈今年生意淸淡,囊乏余金。偶遇一咸水妹,心生一计,莫如转售于彼,或能得蝇头之利,亦未可知。意既定,与咸水妹商之,许可,引女携券以去……(《购女遭累》,《申报》1879年1月2日第3版)
1915年,在汉口的番禺人罗四峰写了一首《汉口竹枝词·长兴如寿等里》(题下小记:乙卯二月,江汉采风社以《汉口竹枝词》发题征咏……):“别开香径去寻芳,入座娇声唤失当。个里衾嬉咸水妹,人人都学广东腔。”并自注曰:“‘失当’,译音,犹言请坐也。衾嬉,西语令入来之意。该洋妓等倚门卖笑,见两人路经,即操‘衾嬉’二字招之。”详其意,此咸水妹已非广东咸水妹矣!(雷梦水等《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0页)
未几咸水妹并现身于厦门:
广东咸水妹多居于鼓浪屿。去腊有某妇踽踽独行,被洋关水手调戏,妇出恶声,水手等因此怀恨,竟于次日将该妇住屋捣毁,并抢物件而去。妇至通商局禀控,且请税司将滋事人送案,旋经税关将人查出,送交通商局讯办。(《鹭岛纪闻》,《申报》1888年2月22日第2版)
鼓浪屿一隅,为西人荟萃之处,圜阖骈阗,人烟繁盛,粤东蛋户咸水妹列屋闲居,以待寻芳者之采择。屿中特设保甲、通商委员坐鎭其间,以资弹压,因水手与粤妓常有吃醋酗酒等事也。上月二十六夜,有夹板船大副至粤娼阿素家品评风月,鸨儿告以意中人己被他人唤去,大副疑其伪,入室搜寻,鸨不肯开门,大副大怒,将门踢开,挥拳击鸨,头颅破裂,血如泉涌,霎时晕倒在地。大副又用棍乱击,致伤膀肋腿膝征处。(《嘉禾岛纪事》,《申报》1891年12月24日4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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