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人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隐隐的危机感，也许是因为一种新的文明来得太过迅猛，人们虽然努力装出与它同步的样子，但其实真的没有做好准备。政府上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发人们的大恐慌。1913年陈炯明在广东加入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广州商人便吓得鸡飞狗跳。《华宇日报》反映了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我商界得此信息，又群起恐慌，有停止付货者，有停止办货者，目前既已受此影响，则将来货物之滞销，市面之凋零、银根之紧绌，资本之折阅，更不待言矣。”人们的安全感，就像筷子夹水豆腐一样，随时摔一地。
然后，灾难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当人们为政治舞台的变幻而担惊受怕时，却没有料到，第一场灾难，突然从另一个方向，偷袭了广州。
1951年，大祸临头了。
入夏以后，各江潦水暴涨，遇上连日豪雨，高要、南海、顺德、新会、三水、鹤山、四会等县，一连崩了六七十处堤围，水势凶猛，最后冲垮了清远石角围，滔天洪水，挟着风雨雷电，直撼广州。
水火兵虫，都是西关的天敌。多宝和逢源各街低处，标高在106.4米上下，而珠江高潮面在107米上下，水浸街是家常便饭，在明、清时，人们筑了四条防洪大围，分别是高基、带河基、西乐围和水安围。高基在光复中路，现在还有高基大街的路名；带河基在康王路（以前叫带河路）；西乐围在东风西路至上下九一带，围内原有水乡孚田二十六村；永安围的基堤是南北走向的，从东风西路少年宫附近至太保直街第四中学。但这些大围，只可防一般的珠江大潮，遇到1915年这样的洪水，便像玩具一样被冲垮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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