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快过年了，活了六十多岁才对过年有了看法。

“年”是什么？汉代许慎说年字：年，谷熟也，从禾千声。甲骨文的年字是：上边一个“禾”，下边一个人，是人负禾之形。谷物一年熟一次，所以往家背一次粮食是一年。第二种说法是：“年”是一种妖怪，每年除夕出来吃人。人就放爆竹驱赶它，赶跑了妖怪高兴了就过年了。

不管怎么说，过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节日。

小时候盼着过年。我们五零后的这一代人正赶上了精神很富有、生活很贫困的年代，盼过年就是想吃顿饺子。记得小时候过年了拿着肉票挤着去买肉，高喊“给我砍肥猪肉！”把肉拿到家看着妈妈包饺子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吃着香喷喷的饺子割耳朵都不知道时，就想：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人类，让世界的人们都吃上饺子！很可笑的。吃完饺子就去看秧歌，然后一宿不睡觉围着打扑克。幸福得没边了。

我上学前瘦得像个小猴，大大的额头下雨淋不到眼睛。初上一年级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去小学校报到，唯独我因瘦小老师把我撵回了家。我背着书包蹶哒蹶哒跑去找爸爸，我爸爸领着我又去找李淑鸣老师，才又上了学。当然，瘦小不是品种问题，是肚子太瘪。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二哥那瘪瘪的翻滚会动的肚皮。所以那时候特想过年。

稍大些了，对年的渴望就淡了些。记得那年大年初二，爸爸从牛棚逃跑了，几个戴着红袖标的人怒气冲冲地到我家搜查。大年初三爸爸被抓了回来，见爸爸满脸的血妈妈昏了过去。我很幼稚，懂事儿得晚，晚上照例去旅馆和一些红小兵们给大人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然，现在我孙女过年也唱这首歌，什么时候接班是另外一回事儿。

在当知青时侯，过年了，马车老板子啊民布和赶着马车送我们去郑家屯上火车往家赶。夜黑风高冻得我们嘴都瓢了，腿也瘸了，但回家了我们还是很高兴。怀揣着一百多块分红钱心想，我们真的是大有作为的！大年初四，我们的长毛队长来电话让我回去，我不敢违命，在金宝屯下车到我们屯我步行走了几十公里，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我听见了狼嚎。没过完年同学们就都回到了集体户，大家欢欢笑笑的，年过得有滋有味。

后来回城工作了，我们这“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过年仍很高兴。秧歌照样扭，扑克照样打。有春晚了，看春晚节目就成了春节的重头戏。

再后来，也懂些事儿了，感觉到春节也就是个节日，但不是那么期盼了。但春晚中的赵本山还是有些吸引力。

再再后来，下岗了，在外打工时和一些农民工一起挤火车回家过年，就又些懒怠。赵本山的节目也看腻了，没了心意。

再再再后来，父母没了，大的家也没了，就不想过年了。

09年是我今生觉得过得最快乐的一个年。我们兄弟姐妹在通辽过了一个团圆年，大家喝酒唱歌，有时泪流满面，有时乐得癫狂，旧时多少年的幸福与不幸杂糅在一起，痛快至极，高兴至极，真正有了年的滋味。

如今，真的怕过年了。不是春晚没了赵本山，是百姓心中就没了春晚。尤其是去年的年觉得还是不过的好。年是一种夺命妖怪的说法又觉得是对的了。

现在又要过年了，想着自己步履蹒跚、齿缺眼浊，还能几年呢？夕阳无限好，为霞尚满天，好像都是诗人给我们烧的鸡汤。我看还是锻炼好自己的身体，想做点啥就做点儿啥，比如旅游、聚会、喝酒、读书、吹葫芦丝、钓鱼、书法……。总之，给自己活出点儿样子来。过年的兴奋就免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