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说出口的爱情。”
《戴上手套擦泪》像是一群人的编年史，瑞典版分别叫做爱，病和死，中文版改得温和了许多，变成：相遇，陪伴和分离。但我更喜欢原版的名称，这群人因为渴望爱、寻求爱而背井离乡，却在寻找爱和自我的途中被疾病渗透，走到第三部，已经是多场死亡轮番上演，这也是分离，但已永不能相聚。
本杰明、拉斯穆斯、保罗、班特、莱恩。拉许欧克、塞尔波。其实第一部已从病发端，这些人远离自己的故土、亲人，自愿或被迫封印自己的来路，来到斯德哥尔摩，得以自由觅爱。在白先勇的《孽子》中，也有这样一群人，也像初来斯德哥尔摩的同路人，将公园设为他们的王国，松绑被欲望焚烧的躯体，在暗夜里狺狺地狩猎或被捕获。但这种关系，很多是隐藏身份的一时之患。“我否认你，你也否认我，这就是我们相爱的条件。”
否认因为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瑞典甚至全世界，同性恋还被认为是一种“病”，可以被矫正，可以被治愈。这种不以生育目的为最终结果的关系，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违背男性气质传统定义，是社会性别规范的严重脱轨。同时，基督教义也容许不下这种没有生殖可能的关系。而西方精神病学与基督教义合作，将同性恋刑事化、病理化。19世纪，同性恋全面病理化，道德保守主义占据了绝对优势。万物皆有裂缝，“每一个裂缝都陈述着一个事实：世界上的一切并不全是透明且合乎常理的，相反到处都会发生荒诞不经的事。”
这种裂缝被作者物化为纯白麋鹿，在年幼的拉斯穆斯眼里那白麋鹿是从暗黑森林中走出的圣物，而在他父亲眼中这是自然界偶发的异类应该被杀害被消除。因为工作的关系会接触到不少性少数派人士，也有几个朋友向我坦陈过ta们的性取向。完成自我认同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接受自己之后要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面对家庭。即使不像故事里本杰明要面对基督教意识深厚的家族，ta们也很难向父母坦诚。远离家乡，在大城市中获取自由似乎是小城镇背景的ta们共同的选择。首先找到生命的出口，才可能找到解答的路径。
而在艾滋病初期大流行的时候，社会在面临一场从未面对的危机时，展现了一种极端的冷漠。书名《戴上手台擦泪》就是指医务人员在接触那些病发的男同性恋患者时，即使为饱受病痛的患者擦眼泪都要戴上手套层层消毒。专属男同的”黑死病“、”天谴“……这样的字眼不仅当时出现在社会媒体中，也被医生和教会群体使用。在现在每年都有同志骄傲游行的瑞典人看来，仅仅几十年前的现实会不会是充满了荒诞的界限。
在第三部中，民众对白麋鹿一意象的两极分化既暗示了对性少数派群体的两种极端态度，也对性少数派的未来寄予希望。这希望并非无根之木，保罗他们一直在为性平权奔走斗争，“自由绝不会从天上平白无故地掉下来，自由需要用行动与血泪去争取。”班特、拉斯穆斯、拉许欧克……陆陆续续死去，曾经热闹的圣诞节变得人烟稀少，跟往常的每一天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同。什么是悲剧，悲剧是看着美好的东西被毁灭。这些人有些在病床间流亡，生命刚到夏日就戛然而止，只能在病床之间流亡。连本杰明都不愿回忆拉斯穆斯最后的两年，那地狱般的两年，爱人最后一次呼吸结束后他只愿拉斯穆斯永不用再痛。
葬礼比节日来得更频繁，保罗也没有能逃过死神的追捕，他的葬礼是哀切的告别，但更多的是他们战斗生涯的强心针。这些年轻人的过去，在保罗葬礼的现场不断闪回，来过，存在过，“我唯一的此生，我永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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