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黑一雄
许多人不得不长时间工作。但在写小说这件事上，人们倾向认为经过四个小时左右的写作之后，再继续下去就收效甚微了。我一直也如此认为，直到1987年的夏天，我觉得有必要采取一种更为激烈的写作方式，我的妻子罗娜对此表示同意。
那时我已经辞去日常工作五年，在写作和效率之间找到了良好的平衡。可是，我的第二部小说的成功给我带来很多干扰：对写作生涯潜在有益的各式宴会邀请，极具吸引力的外国旅游机会和堆积如山的来信使得我的正常工作无法进行。此前的夏天我写了一部新小说的开头，如今一年已经过去，毫无进展。
所以我和罗娜制定了一个计划。我将安排四周的时间，取消一切日程安排，进行一个我们称之为“冲锋”的神秘计划。“冲锋”期间，每周一到周六的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半，除了写作我什么事都不做。中午用一个小时吃饭，晚饭则用两个小时。我不看任何信件，更别说回复了，也绝不会靠近电话一步。任何人来访都谢绝。罗娜尽管自己很忙，在这段时间承担了我的那份家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我不仅得以从数量上完成更多工作，还可以使我的精神状态脱离现实世界，更加沉浸于小说中的世界。
当时我32岁，我们刚搬进伦敦南部西德纳姆的一处房子，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书房（我的前两部小说都是在餐桌上写的）。所谓书房无非是放了一架巨大壁橱的梯台，连门都没有。不过我仍然为此狂喜，我可以随意放置各种材料而不需要每天清理它们。
基本上这就是《长日留痕》的写作方式。“冲锋”的这段时间，我随意发挥，不在意风格，也不在乎下午写的东西同上午写的前言不搭后语。最要紧的，我要让想法浮现出来并不断发挥。糟糕的句子，惨不忍睹的对白，以及不知所终的场景——这些我都处之泰然并继续向前推进。
第三天晚饭休息的间歇，罗娜觉得我有写不对劲。第一个休息的星期天，我去了户外活动，我们去了西德纳姆大街，罗娜对我说，这条街建在斜坡上，所以来自上面的人跌跌撞撞，来自下面的人则摇摇晃晃，仅仅为此我就笑个不停。罗娜担心我还有三周这样的生活要继续，不过我说我很好，于是第一周成功地过去了。
就这样我坚持了四周，基本上完成了整部小说，当然接下来需要花很多的时候对小说进行修整，不过至关重要的部分基本上都通过“冲锋”完成了。
应该说，在“冲锋”行动之前，我已经完成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关于英国管家的书，或是英国管家们写的书，有关政治或是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的书，还有那时候的许多小册子和论文，包括一本由哈罗德·拉斯基所写的《身为绅士的危险》。为了对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之间英国农村有所了解，我扫荡了本地的二手书店（科克戴尔书店，这家独立书店至今仍在）。对我来说，何时动笔——即开始写作小说——的时间点向来至关重要。在开始写之前，一个人应该具备多少相关的知识？开始太早并不好，太晚了也不行。我觉得就《长日留痕》而言我非常幸运：“冲锋”开始得不早不晚，我的所知刚刚好。
回顾过去，我受过许多影响，有过不少灵感来源。以下两个则不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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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期，少年时代的我看了一部科波拉导演的惊悚片“窃听大阴谋”。吉恩·哈克曼饰演一个自由职业的窃听行家，当人们需要窃听任何其他人的时候，找他就对了。哈克曼执着于成为该领域的王者——美国最高超的窃听者，但他却不断地被良心困扰，他提供给一些权贵客户的窃听资料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包括凶杀。我觉得哈克曼所饰演的角色是《长日留痕》中管家史蒂文斯的初始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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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长日留痕》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听到汤姆·怀茨的歌“卢比的胳膊”。这首歌唱的是一名士兵在他的爱人仍在睡觉时，大清早去赶火车。歌没什么特别的，可是它却由一个情感极度内敛的美国流浪汉的声音唱出。当歌者唱到他的心已碎时，可以明显感到他的感受，以及他克服了内敛表达出这种感受所作出的挣扎，这期间的张力令人极为感动。怀茨的歌声具有一种感召力，让人们感觉到一个内敛的男人最终抒发出内心情感的那种畅快。听了这首歌，我推翻了自己所做的一个决定——即让史蒂文斯一生隐忍下去。我做决定只是基于一点——对此我要悉心考虑——他的顽强抵抗必须瓦解，因而，隐藏其下的悲情浪漫主义才得以被人窥探。
石黑一雄（1954—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定居英国，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50位作家”，与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著有六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集，也创作剧本和音乐。有四部小说入围布克奖（《长日留痕》获奖），并获大英帝国勋章及法国政府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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